——20世纪下半叶的宜昌文学界

（刘不朽口述，张 记录整理）

一

年元月，那年我17岁。我们十几个正在秋征工作队的青年被中共广济县委组织部保送至湖北人民革命大学 分部（黄冈仓子埠镇）学习。五、六幢小洋楼的校舍，让我们这群学生感到心旷神怡。后来我才知道，校舍是大军阀徐源泉的官邸。原来冷清萧飒的小镇，因为大批革命青年的涌入，变得生机蓬勃，热闹非凡。

打那以后，我进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大熔炉。不久， 爆发，我和三位要好的战友积极报名。他们两位被批准了，我却被留下来。上级找我谈话，说湘、鄂西空降了一个纵队的国民党特务，让我去参加剿匪，地理位置在湖南龙山、吉首以及湖北来凤交界地带。当时我是部队的机要员，带了一个电台，一个班的战士，急冲冲奔目的地而去。上级交我的任务有两条：一是破译敌方的电报，二是编假电报让敌人上当。

湘、鄂西的剿匪结束了。年，我被部队授予少尉军衔。年要转业时，有两个地方供我选择：一是湖北省社科院，一是湖北省工业厅。我爱好文学创作，在部队时发表过小说、散文，觉得应该到生活基层和山奇水秀的长江三峡地区，去圆我的文学梦。当时湖北有两个新星城市，一个是黄石，一个是正组建的宜都工业区，我决定到宜昌，到三峡。

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有个一岁的女儿。妻子武金兰，也是部队的机要员。宜昌市委组织部部长宋玉祺，南下干部，知道我的家庭情况后，主动帮我排忧解难，拉着我的说：“非常欢迎你留在宜昌，有什么要操办的事尽管吩咐。照我看，你留在宜昌也很好，一来家庭可以安定，二来宜昌是新兴城市，将来发展空间很大。”

按照我的想法，当时我想分到报社，结果被分到了文化局。文化局只有教育和文化两个科，教育，体育，新闻，出版，电影，剧团、群众文化等等，一末带十杂，烧火带引伢，管的事情包罗万象。我分到文化科当科员，当时“反右”刚结束，全局60%以上的人，不是“右派”就是“中右”。整个文教局只有7个人，3个局长，4个普通干部。我主管的工作是抓群众文化。

文学圈内的朋友们都知道我是诗人，可是当初我并不写诗，我的 篇小说《旅伴》，发表在年《羊城晚报》的《花地》副刊上。副刊编辑将我的名字改成“刘不骄”，并来信说业余作者要谦虚。他不知我这名字是农村私塾老师起的。我自幼受父母薰陶，酷爱古典诗词和民间歌谣，青年时代为诗而梦而狂。在那之前，我在部队上也写过一些文艺作品，时评，散文，表演唱，快板，诗歌……抓住什么写什么，主要是鼓舞军心，提升士气。那些文艺作品分别发表在《桥》、《战士报》等报刊上。

我在宜昌地区从文化科员做起，先后当过群艺馆馆长，创作室主任，地区文联主席，地市合并后任文联主席兼党组书记，《三峡文学》主编，并在此任上离休。从年起，我在宜昌文化圈度过了半个多世纪，对宜昌文学界诗人、作家的成长经历、发展轨迹留下了一些难忘的记忆……

二

我生长在鄂东，却落户在鄂西。几十年间，我踏遍了鄂西的青山绿水，常年上山下乡，或调研，或采风，或住队，学会了吃苞谷饭，啃洋芋果，背背篓，采药，打猎赶仗……那时候很多诗，都是在 灯下写出来的。

那个年代的信息传递方式落后，我和很多诗友的交往，大多都是先读其诗而后见其人。

年，阳春三月，我慕名前往长阳拜访农民诗人习久兰。当时的交通工具实在是落后，先坐小火轮从宜昌到红花套，再坐汽车公司的解放牌汽车到龙舟坪。解放牌汽车见过吧？那种绿色车头的，前头像个大蛤蟆，后面车厢里摆放两张条椅，人就坐在条椅上，摇摇晃晃，经过一两个小时的山路颠簸，才能到达长阳县城。县文化局干部龚发达等候已久，他是长阳的“文化通”，对鄂西山区的文化懂得许多。在龚发达的陪伴下，我们从龙舟坪逆清江而上，过津洋口，登红岩垴，下三渔冲，靠山边有一座吊脚楼，门前一口堰塘，那就是习久兰的家了。

习久兰比我大两岁，中等个头，一身土布衣装束，朴实敦厚的农民形象突兀在眼前。凭我的感觉，习久兰身份虽是农民，却是农村中机智的文化人。眉宇间闪着智慧之光，谈吐中土语夹着新词，幽默风趣，关键时刻说句把蛮形象的歇后语，把听话人笑得前翻后仰。习久兰只有小学文化，少时他就走进了社会大学堂，咿呀学语便跟随父母学唱山歌，曾经追随多位歌师学艺。他思维敏捷，记忆力超凡，不仅练就了一副好歌喉，还可以熟唱数千首山歌。

迎出门来的习久兰叫一声“稀客”，拉着我们的手走进火垅边去“向火”（烤火），端出瓦罐子煮的浓香茶，给我们一一倒上。中午吃的是吊锅子炖的腊蹄子和“金包银”（掺了包谷的米饭）。浓浓的山寨风俗，让我备感新鲜和温暖。

吃完了饭，习久兰劲头足了。他站在门前堰塘边唱了首山歌：

门前一口堰，

堰里莲花旋。

阳雀来洗澡，

喜鹊来闹年。

习久兰有副好嗓子，他的山歌声高亢明亮，像一只云中吹响的唢呐，周围的树林为之颤动起来，天上流云也停止了漂泊。以前我从没听过那么好听的山歌，号子开朗悠远，短歌优美动听，我惊奇地望着眼前的这位农民诗人，刹那间觉得他是一座丰富奇特的山歌宝库。

建国初期，习久兰开始在《宜昌报》发表山歌《老婆婆入组》，其后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在《人民文学》、《诗刊》、《萌芽》、《民间文学》、《长江文艺》、《湖北日报》等报刊发表诗歌若干。他的成名作《尖峰岭，牛背窝》在《人民文学》发表后，年被中国作协收入《诗选》，为人们所瞩目，年的新民歌运动中涌现了一大批工农歌手，习久兰是他们中间的佼佼者。

到了夜晚，习久兰教我唱五句子。五句子之美在于结句，它是在七言律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本来四句就能结束的句式中，加入画龙点睛的第五句，犹如奇峰突起，让人眼前一亮。例如：

李子没有桃子甜，

桃子没有李子圆。

去年六月亲个嘴，

今年六月还在甜，

新旧甜了两三年。

一句的意韵，你慢慢品味就能知其妙处。什么引歌，穿号子，叶子，梗子，配叶子……千变万化的山歌形式，让我渐渐入迷。当然，复杂的山歌不是一天一夜能够学会的，习久兰教我山歌，只是启蒙而已。后来，我经数十载采风，收集了两万多首山歌民歌，吸其精华，获益匪浅，我的长篇叙事诗《金翅鸟》，就是山歌和民歌哺育的产物。

我和习久兰，后来是一种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关系。我对习久兰讲，现在是新社会了，你的那些旧瓶，应当装点新酒。习久兰敏锐聪颖，果然在山歌民歌的旧瓶里装了不少新酒。那首代表他创作艺术水平的新民歌体诗作《幸福想起党的恩》，我至今熟记未忘：

日晒想起树遮荫，

下雨想起伞遮身，

口渴想起清凉茶，

天黑想起指路灯，

幸福想起党的恩。

后来我熟悉了山歌，才知道他的很多好诗句，都是从山歌中化过来的，如“公社铺云我下雨”，“千山万岭共太阳”，“公社是水我是船”等。

年，庆祝建党40周年，宜昌地区成立献礼办公室，我具体负责两项献礼项目：一是《百里洲公社史》（集体创作）；另一部是我亲自收集编辑并题写书名的《习久兰诗选》（内部印刷出版），也算是我对歌师之答谢。

年10月，我和习久兰两人被湖北省推选为全国青年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因年龄限定在35岁以下，黄声孝未能参加），一同走进人民大会堂，参加青年文学创作代表大会，受到党和 接见。大会把我俩安排在一个房间，白天到房间来采访的记者和约稿的编辑不断，我俩分别都签定了出版合同，习久兰是《大山里的歌》，人民文学出版社签约，我的是《火辣辣的生活》，上海文艺出版社签约。

眼看着顺风顺水，谁知平地里忽起风波。北京归来不到半年，全国掀起文革风暴，我们从高峰忽然跌入低谷。十年浩劫，我和习久兰虽然仅一江之隔，却难得相见，相思尽在诗中。年，湖北省作协在玉泉寺开笔会，他应邀匆匆赶来，握手时始见他面容憔悴，几天后便告假回家养病。他对我说：“这次来，主要是想同全省的作家见一面。”这年秋天，医院，我闻讯后赶去看他，俩人一见面，他握着我的手不肯松开，眼眶里的泪水滚落下来。我将几十元钱和一叠粮票塞到他妻子手中，叮嘱他多保重，依依难舍地分手了。

年9月11日，我正在五峰湾潭采风，忽然接到长阳来电：农民诗人习久兰病逝。遥望长阳山水，不胜悲怆！当天在 灯下，我噙着泪水写了两首五句子，用电报发往长阳，其中之一云：

你是农民我是兵，

同唱山歌到北京，

灯下研诗鸡子叫，

林中谈艺鸟心欣，

清江长流此友情！

三

工人诗人黄声孝的名声很响，还没转业到地方时我就有所耳闻。转业到宜昌文化局后，我心想，这下该容易见到黄声孝了吧？谁知事与愿违，老黄是大跃进中的大忙人，到处请他演讲，又到省里参加文艺比赛，等等。

一直到年6月，由省《布谷鸟》杂志主编马希良领队，率工农作家严亚楚、张庆和、王英，并吸收黄声孝、习久兰等组成“工农作者创作辅导团”来宜昌工矿农村辅导，我才有机会 次与黄声孝握手。我和老黄一见如故，很快他就成为我的良师益友。当时我的创作辅导点定在宜都红花套，主要是为当地作者刘忠武、裴正喜等十余人看稿改稿。老黄的现身说法，使那次文学活动达到高潮。记得那天晚上九点多钟，鄢家沱河水暴涨，水漫金山，我们的活动点被洪水围困，村民们打着火把前来救援，场景十分感人。黄声孝一边搀扶着老主编马希良，一边用快板诗给大家鼓劲：“山洪来了不要怕，大家团结把手拉；山洪暴发不要慌，公社为我们保安康！”老黄的镇定给我留下了最初印象：他不仅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强人。

这年12月，宜昌地委组织80余名机关干部下放到港务局装卸大队劳动锻炼，时间一个月，我名列其中。有的干部抱怨：怎么让我们去当装卸工？我却面露喜色，感谢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呢！能和老黄近距离接触，体验码头工人的劳动生活，是我所梦寐以求的。我们宣教战线的干部被分到装卸一队，这个队的党支书，正是刚刚提拔上来的黄声孝。晚上开欢迎会，老黄叫四小队工人王祖金念快板诗：“欢迎干部来下放，支援装卸力量强……”五小队工人汪国兴也献诗：“上级干部一下放，文武双全战长江；文提羊豪赛孔孟，武胜武松景阳岗！”

因为在一起劳动而熟悉，因为诗歌而“臭味相投”，从此我和黄声孝成了过从甚密、见面无话不谈的忘年之交。上世纪60年代，老黄借调省作协，先参加《长江大合唱》创作组，后又在徐迟老师辅导以及中国青年出版社江晓天编辑的帮助下，创作长诗《站起来的长江主人》。这部长诗“是一个码头工人写的，写码头工人生活和斗争的一部英雄叙事诗”（徐迟序言）。

年9月，老黄将新出版的长诗《站起来的长江主人》（ 部）签名送到我手中时，我紧握着他的手说：“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老黄回应道：“莫说客气话哟，我们还是互相学习吧。”

老黄的话一下子触动了我的神经，使我想起了一段往事。

上世纪50年代，宜昌地区的文学创作活动十分繁荣，但是没有创作辅导干部。从我到文化局开始，算是有了个专职创作辅导干部。对自己担当的这个角色，我有个逐步了解、认识和体验的过程。我自己也爱搞创作，而辅导工农作者，需要有牺牲和奉献精神。这方面，徐迟老师堪称我人生榜样，他给我写的信，对我说的话，成为我生活和创作的座右铭，我经常以此警省。

我这人平时爱收藏字画，也爱收藏信件，不少名人写给我的信，我至今都完好无损地保存着。有一封徐迟写给我的信，念给你听听吧：

……可是，记着，在宜昌有着我们这时代最有希望的社会主义诗人黄声孝。要向他学习！一方面帮助他，一方面就能学到很多东西。要尽力帮助他，和他靠拢、接近，结成深厚的友谊和同志感情。帮助他，帮助他，帮助他——你就会得到很多东西。从我们这些人可以得到一些知识，从黄声孝那里可以得到这个时代的精神。我对老黄，可以说心爱之至！

徐迟对工人诗人黄声孝一往情深，老黄的许多诗句，都是徐迟帮他斟酌修改的。老黄写诗有个习惯，先是将闪光的零碎句子在小本本上记下来，然后加予整理编排，成为一首完整的诗。这其中，徐迟、江柳（《长江日报》的副刊编辑，本名孙昌前、包括我，都或多或少参与了老黄诗歌的整理编排工作。老黄的名句“搭肩一抖春风来”、“挑山担海跟党走”等，就是这么共同推敲出来的。我们把古诗词的一些对偶排比手法融进老黄的诗中，又在结构上加予调整和梳理，使之更加完善完美。

老黄年长，为我兄长，他诗龄长，名声大，成就也高，我们既是师兄弟，又是能倾心交谈的好朋友。“文革”中，我迁居宜昌医专，他入住港务新村，两家相距不远，我常到他那新村的平房里走动，吃过黄嫂子做的可口饭菜；他也常来我住的医专来串门，交谈平日里的快乐事和忧心事。宜昌靠近三峡，全国各地的诗人、作家游玩三峡，都要从这里经过。遇到有接待之类的事，我们都是互相转告，共商共量。老黄不习惯写信，现在我保存的他的墨宝，除了诗集上的签名外，只有一张便条：

刘不朽同志，你上班去了，我来你不在家。高缨、梁上泉等人路过宜昌去湖南，要来看你，下午一点他们来，请你等一下……黄声孝，年3月10日上午10点。

这张简短的便条我保存了40多年，至今翻出来看看，仍然感到无比亲切。

记忆是一壶香茶，让我细细品味难以再叙的浓浓友情；记忆也是一杯苦酒，饮后常常触发我内心的伤痛和内疚。老黄年12月16日在宜昌病逝，当时我正在北京参加全国第六次文代会，不仅是我，整个湖北代表团都无人知道这一信息。直到月底返回宜昌，才有文联人员告诉我，才见报纸有悼念文章。我未能送老兄长 一程啊！每忆及此，我内心不胜愧疚和不安！思念绵绵，遗憾绵绵，有朝一日我上西天，当面向老黄负荆请罪吧。

四

70年代的宜昌是诗歌之乡。除了工人诗人黄声孝、农民诗人习久兰外，我的诗歌也在全国有了比较大的影响。另外，长阳县还有个农民诗人蔡梓三，带动了乐园的诗歌之乡；远安县公社副书记穆敦新，带动了望家的诗歌之乡；秭归骚坛诗社领路人谭光沛，组织的骚坛诗社也声名远扬；五峰县星岩坪公社，也是当时很走红的诗歌之乡。宜昌的其他诗人还有来层林、熊平、肖国松、殷树楷、李啸海、刘忠武等等。

改革开放后，湖北的文艺界迅速复苏并蓬勃发展。年春节后，省作协在东湖梅苑召开首届理事会，宜昌的理事有3人，分别是黄声孝、习久兰和我。记得徐迟请我们几个理事喝茶，给我们开了个60多本书的书单，有《诗经》，唐诗，宋词，元曲，但丁的《神曲》，普希金诗选，托尔斯泰和屠格列夫的小说等等，席间说笑：“哎呀，真是了不起！30多人的理事会，你们宜昌就占3人。你们面临的任务是不断学习，不断提高！你们是宜昌文学的希望，要带动更多宜昌的新人，走进文学队伍中来。”

年，《湖北文艺》在五峰办了一次笔会，十分成功。刘岱找我商量，想和我们宜昌合作再办个笔会，地点初步定在当阳玉泉寺。后来我去找有关方面联系协调，终于把那次玉泉寺笔会办成了。

年的玉泉寺笔会，汇集了全省知名的若干作家和诗人。其中之一，是我们宜昌的鄢国培。

我在宜昌地区文化馆工作期间，有一天，有人来找我。矮矮胖胖的身材，说话带有很浓的四川腔，他就是后来名声响亮的鄢国培。老鄢从小酷爱文学，年在《少年文艺》发表小说处女作《凤尾溪边》，年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的短篇小说集《老鹰岩探矿》，50年代末，因为在《萌芽》上发表的一篇小说受到批斗，后来一直在长江轮船上当电工。老鄢在长江上跑了20多年，熟悉长江中上游的码头、各种人物以及民情风俗，他的稿子写在厚厚的日记本上，字迹工整。那部小说就是后来名声遐迩的《漩流》。老鄢说，他想写个长江三部曲，《漩流》是 部，后面还有两部（《巴山月》和《沧海浮云》）。

鄢国培为人谦虚，热情，真诚。他家住在宜昌市隆中路4号，离地区文化馆不远，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有时候也找家小餐馆，在一起喝上两盅。老鄢喜欢吃“狮子头”，嚼起来嘴上的动作比较夸张，让人感到津津有味。在玉泉寺笔会的两个月时间里，老鄢除了埋头写作之外，很少和其他人接触，即便有点空闲时间，他也是一个人扛根钓竿坐到堰塘边去钓鱼。

有一天，习久兰和出版社一位编辑在玉泉寺散步，看见堰塘里的浮漂被鱼拖沉了，而坐在岸上的鄢国培却毫不知情。习久兰喊了一声：“老鄢，鱼钩被鱼拖跑了——”正在构思小说的鄢国培如梦初醒，来不及脱掉鞋袜长裤，扑通一声跳进水里，拉起来一条大鱼。老鄢把那条鱼高高举起，眼睛笑成了一条缝，脸上的神情像个孩子。

老鄢的长江三部曲出版后，获得了中国文坛许多同仁们的高度赞赏。后来老鄢调到了省作协，担任了作协主席。年12月，他从武汉乘坐轿车回宜昌，不幸遭遇了车祸。转眼间，老鄢离开我们已经20年了，但宜昌的朋友们仍然时常提起他，我也经常在心里头怀念那个老伙计。徐迟老师说：“作家是以作品说话的。”鄢国培正是这样的以作品说话的一个人。

五

年5月，我正在桃花岭地区行署文教局上班，一位身材瘦高、操着河北口音的年约30岁的不速之客来到了办公室，指名道姓要找刘不朽。我想，这个人应该是作家齐克吧。前几天，地委宣传部的同志已经告诉我，武汉有位作家要来挂职深入生活，先在地委熟悉一下情况，然后到西陵峡的秭归县委宣传部任副部长。

齐克心直口快，热心仗义，但他说话有点口吃。他虽然只比我大两岁，但是资历却比我老。年，齐克在晋察冀边区参加革命，南下后成了中南文艺学院的干部（专业作家），他的 部诗集《战地上的一束芙蓉花》，使他成为青年诗人。不过，齐克后来的名气，主要来自于他的散文。我读到他的 篇作品是年10月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金色的长江》。那是 篇描绘长江三峡壮丽远景的文学作品，当时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吸引众多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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