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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国寻珍

中山国寻珍

——定州北庄子汉墓石刻

马龙/文

  古国

  定州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原始“禅让”时期,尧即受封于今定州唐城村。中山国,原本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诸侯国,由当时北方鲜虞部落的狄族人建立。周威烈王十二年(公元前年),中山武公初立,定都于顾(今定州),公元前年,又迁都灵寿。公元前年,中山被赵国所灭。秦统一中国后,定州仍称中山国,先属巨鹿郡,后属恒山郡。汉袭秦制,公元前年,汉景帝刘启封其第九子刘胜为中山靖王,建立中山国,是为第一代中山王,亦为汉中山之始。现代的定州,相当于当时的卢奴、苦陉、新处、安险四县。卢奴(今定州)为中山国都。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中山有户十六万,人口六十六万八千,领县十四。两汉十七代中山王世袭达三百余年,遗留了大量汉代中山王墓,定州境内的汉墓共座,目前已确定墓主人身份的3座。

  定州,一座曾经辉煌的古老城市。它曾是古中山国的都城,亦是大汉王朝分封皇子的郡国,历代中山王久居于此,治国治民,繁衍生息;它也曾在宋辽的边防战事中起着重要的关塞作用,边防成败,关系国运兴衰。今天的人们或许并不熟悉定州这个名字,但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定州曾一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就着一代代的文武将相,也书写着一篇篇不朽的古老传奇。

  西汉田叔,祖籍定州,他曾被后人称为兼具项羽豪气与吕布勇猛的一代名臣;西晋刘琨,定州人,擅辞赋诗文,南宋陆游有诗称“刘琨死后无奇士,独听荒鸡泪满衣”;定州也曾是唐代诗人崔护的故乡,人面桃花相映红的诗句至今传唱不衰;大诗人刘禹锡,祖籍定州;宋代理学之“二程”,祖籍定州;金朝石琚,世居定州,金天眷二年中进士第一名,后官至右丞相;元代王恂,定州人,精通算数与历法,与郭守敬等共同编制《授时历》……历代知管定州的名臣,更不胜举:周朝的李克,曾辅佐太子治理中山;北魏拓跋勰,魏高祖之弟,宣武帝时为定州刺史;唐代李元轨,太宗弟,贞观中任定州刺史;北宋宰相韩琦,庆历中任定州知州;大文豪苏轼,元祐中出知定州……

  如今的定州,还保留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迹。除了散布于定州市区周围、唐河孟良河之间的定州汉墓群之外,还有兴建于唐宣宗大中二年的文庙,我国北方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州属贡院,建于清乾隆四年,建筑群落气势宏伟壮观的定州贡院,以及拥有“砍尽嘉山木,修成定州塔”传说的定州开元寺古塔。此外,神秘而珍贵的“定武兰亭石刻”,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任知定州时手植的龙凤双槐、亲手所酿的中山松醪酒与那篇《中山松醪赋》,还有美丽的雪浪石故事,也为这个城市增添了许多令人向往的传奇与魅力。

  定州的文物是众多的,但对于喜好书法艺术的人来说,“北庄子汉墓石刻馆”则是一个可被称为宝藏的地方。

  北庄子汉墓乃是东汉中山简王刘焉之墓,发掘于年。当时的文物保护意识并不很强,在墓中文物被清理库藏之后,那些原被用于修建墓室之用的一大批刻字黄肠石料却无人问津,被废弃在原野上。一直到年,经省政府拨款,才将这些黄肠石在传为中山靖王刘胜墓的周围建成石刻回廊,并定名为“定州石刻馆”,又因为刘焉墓所在地位于北庄子村北附近,这些出土的石刻便被称为“北庄子汉墓石刻”。

  石刻馆中那座一直被认为是中山靖王刘胜所葬的大墓,年经过发掘被认定为是东汉晚期的侯级墓。这墓历史上多次被盗,因此出土文物很少。如今墓室保存完好,它的规格不高,规模为南北长24米,东西宽10米,由前室,东西耳室、中室、后室组成,墓室由长方形砖和扇形砖修筑而成。值得一看的是,在墓室内的砖面上,至今还清晰的保留着汉代先民们用糯米汤调石灰写出的粉白字迹。那些“甲乙丙丁急就奇觚春秋尚书律令东西”等等的文字,不是墓室的装饰,而是因为建墓用砖的型号不同,在修墓的时候,工匠们为了不拿错墓砖而将不同型号与位置的墓砖逐一编号的结果。现在墓室内展出有部分东汉随葬品,地上另建有陈列室介绍定州汉墓的一些基本情况。而真正的靖王墓,则在年在满城陵山被人发现。倒是石刻馆的院子中,后来又陆续收进许多其它的刻石,例如传为汉代关羽所画的诗竹碑,北齐造像记碑、彭城寺碑,传唐代王维所画的阴阳二竹刻石等等,都有可观。

  黄肠石,本是考古学用词。黄肠石的使用,多用于东汉前期诸侯王墓葬,它是由西汉黄肠题凑的黄肠木逐渐发展而来。墓葬所用由木材而变为石材,大致有两个较现实的原因,一方面是山中之木不能完全满足诸侯王墓葬的需要,另一方面,石之质地坚硬,寿命远比木材长久坚固。中山简王刘焉的北庄子汉墓的发掘,在我国考古史上第一次证实了东汉诸侯王墓建使用黄肠石的构筑形制。如今所见黄肠石为长方或方形,长度约一米,石面常有墨书题字或刻字,这些字迹,多是对于当时年号,开采石料的产地,采石刻石的工匠姓名等等的记载。刘焉墓出土黄肠石之后,山东济宁萧王庄任城王墓、江苏徐州彭城王陵及河南洛阳等地也发现出土了许多带有刻字的黄肠石。

  据说刘焉墓出土的黄肠石有四千块之多,而其中带有墨书或刻字的,也多有七八百块。由于当时人们对黄肠石的认识不够,保护意识不强,许多石材都被附近村民任意取去建屋垒圈了。后来修建石刻馆的时候,许多石料才又被收集回来,而还有很多,已无从找起了。目前所留,还有方,它们只是刘焉墓黄肠石中的一小部分。

  石刻馆的回廊长达三百多米,块石刻便镶嵌在这回廊的墙壁之上。这些石头上刻着当年采石的场地、所属郡国、县邑以及采石工匠姓名等等内容。它们采集的年代是东汉章帝建初九年(公元84年)到章和二年(公元88年),其中的地名,都是东汉六州十余个郡国。

  流连于这些石刻之间,对于喜爱书法艺术的人来说,难免会浮想联翩。这些沉默着的古老石刻,仿佛每一个刀痕中都隐藏着一个神秘的故事,它们或喜悦或忧伤,而那些诉说故事的人则时而正襟危坐,紧张谨慎;时而又解衣磅礴,开张洒脱。它们尽情地表演着,在这冰冷的石面上。它们在集体演绎一个有关于汉字的故事。而我们,更像是一个个走过舞台前面的观众,看到它们的演出,也看到它们的沉默。它们所面对的时空,似乎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漫长而广大。

北庄子汉墓石刻馆院内景色

北庄子汉墓石刻馆院内景色

北庄子汉墓石刻馆院内景色

北庄子汉墓顶部书写的文字

  法书

  中国书艺,绵延数千年,每一个时代都留下珍贵的史料,它们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形成书法艺术的传统。但对于后人来说,如何看待与接受传统,会直接影响一个时代艺术的发展。梳理出每个时代的书法发展线索,能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自己现在的坐标。

  东汉早期的书法,简牍书已经成熟,如今所见居延、武威等地的木牍上已出现规范的隶书结构与波挑形态。此时的刻石文字则还在吸收着隶变的养分,准备酝酿更为巨大的变革。篆书的体势在当时的一些石刻中还有保留,但结体与用笔的方式,已明显区别于标准的篆书形态而呈现出隶书的意味来。《三老讳字忌日碑》是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东汉刻石。清人李葆恂在《三邕翠墨簃题跋》中说此刻“书势曲蟠生动,于诸汉隶中最有笔法可寻”,康有为亦谓其是“由篆变隶,篆多隶少者”。《三老》刻石的珍贵之处还有一点,那便是其前半部分笔迹虽着意于左右波挑的笔势意味,但其用笔思路却来自于篆书,但后半的书写却一改之前的用意而变为松弛自由的隶体形态。这一差别体现着书写者微妙的心理变化。更能使人觉察的是,当时人们心中篆书遗存与通俗隶书审美的对抗与平衡。可以说,篆隶两种书体在当时,处在一个共存而又逐渐篆消隶长的缓慢变化之中。《三老》之后,《永平元年题记》、《栾镇村画像石题记》都在积极地完成着波磔与背分的改造。尤其《栾镇村画像石题记》中双勾的波尾形态虽不合书道,但其强调笔法的意图却客观地向人们展示着这一隶书典型形态在人们意识中的地位。这一时期的其他刻石书迹还有《开通褒斜道刻石》、《大吉买山地记》、《阳三老食堂画像题字》、《贾仲武妻马姜墓石》等等,有学者称这一类东汉刻石书迹为“通俗隶书”,它们一方面保留着或多或少的篆书笔意,另一方面,也在笔势与字势上进行着各自的探索。那些隐藏在书丹者与刻工潜意识中的种种美感,像飘忽的精灵,时隐时现。

  北庄子汉墓的这些黄肠石刻文字,便是这么一群美丽的精灵。慢慢地徜徉在这些黄肠石刻字所流露出的美妙境界中,渐渐地看到它历史中的模样,那里仿佛一出欢乐的戏剧。

  字体字势的变化明显表示出北庄子汉墓刻字被创造的时代已与那个大秦帝国渐去渐远。扁方或长方的结构,在横平竖直的交叉分布中彰显出一种持久而稳定的审美力量。在四百多方的石刻中,波磔的使用时而松弛放浪,时而又谨慎小心。或许真是同一个人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一会儿要演将军,可以开张放纵,雄姿英发,一会儿又演仆从,便要收敛姿态,不敢稍有狂态。

  篆意的保留像是这演出的喜剧包袱,它不常出现,却引人回味。“北平石东平许□”一方,“许”字右旁“午”字的篆书结构明显,而开张的笔画大概是定州这批石刻中最为惊天动地的一笔,它如一笔闪电,划破万古夜空。“望都石鲁工井孙卿作”一方,“孙”字在众多横竖直线中的弧线处理,显得生动俏皮而又出人意表。其它如众多的“望都”、“曲阳”等字,篆书笔意露露藏藏,隐约呈现。

  最令人激动的其实是这些刻字所展现出的民间特色。在那个文人享有无上尊贵的年代,这些卑微的工匠,辛勤采来石料,又一笔笔刻出汉字。他们不是那些煌煌汉碑巨制的作者,他们的作品终将被埋入地下,在冰冷沉默中等待命运的安排。而今人幸运,我们等到了他们的登台,看到了他们的演出。如果说那些汉碑巨制像是国家的交响乐团,有华丽的服装,精美的乐器,这些默默的石工,则像是一个群众自发组织的民间曲艺团,唢呐三弦儿,快板儿评书,同样带给人们美的享受。

  要不你看,那些线条、字迹,充满着书法的美感和力量,它们随着石面的起伏而伸展、跃动。大小错落的字形,或直或斜地排列着,它们有时密集在一起,像相互依偎,相互照应,有时又开拔张扬,左右伸长延展,仿佛要用双臂双腿撑出一片自己的天空。“望都石曲阳工高巨作”一方全部反书反刻,是故意,还是无心?而同样还是这个高巨,在另一方同样内容的石头上,却只有“望都”两字是反刻。“鲁国文阳石工于□□望都石”中,“望都”二字反刻,“文”字捺脚双勾,这与《栾镇村画像石题记》中的波尾双勾思想同出一脉。我们的祖先对文字是具有敬畏的,他们视文字为有生命之物,而这些精灵古怪的生命,在古人的笔下可谓显尽鲜活姿态。他们异想天开,他们出奇制胜,他们活泼泼地展现着汉字的神采与魅力。而工匠们刻出这一个个汉字,他们的最初用途却并不是为了展示和炫耀,他们仅仅是为了记录。这些字记录了当时工匠们的劳作,记录了汉代历史的片段,他们也同时记录下了汉字书写的发展与衍变。它们直到今天依然是鲜活的,鲜活得仿佛要从那石面上跳出来,跳进今天的现实,跳进今天那些喜爱汉字,喜爱书写的人们的生活。

  河流

  四百年的汉代历史,洋洋洒洒地写下了中华民族的许多伟大篇章。那个映射着朴茂雄强的时代精神的民族,在生活的各个局部都倾注着他们对艺术之美的渴望与追求。而在书法艺术中,由篆而隶奏出那一时代的最强音符。东汉时期,随着隶变的深化,书写技法与形式美感相比西汉更为完善,人们对汉字空间构造的敏感亦变得更加多样而开放。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汉代石刻,几乎一石一品,简帛书中,也有同样丰富多彩的呈现。

  如今再说起秦篆或是汉隶,那已经是一种遥远的印象。仿佛我们站在入海口而想象江河初出群山时的样子。书法艺术以它强大的传承能量,裹挟着每个朝代的信息奔腾而来,在我们的脚下变为无声的河流。

  书法艺术,那是有着无数经典形象的艺术星空。而我却想问,我们娓娓道来的那些经典书作所代表的上等文化与民间工匠的手工刻画,是否真的存在着云泥般的差别?曾经一度在经典书风中感受到的美感与快感,如今亦真切地从那些斑驳遗迹中感受得到。这是否便是文人形态的书法与民间工匠的某种艺术对应呢?滚滚红尘中的当代书法,经典书迹在被无数次地膜拜与复制之后,却显出一层灰暗的色彩而苍白的情调。这并不是原作者与作品的苍白,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书写者自身的苍白所造成的。于是,许多人开始发现,在最是不为人注意的民间大地上,还存有可以与天堂对话的声音。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从那云窗重阶间发出的弦歌,是悲伤的,歌者一弹而三叹,歌声中慷慨有馀哀。我想那馀哀是这诗的作者所感受到的吧。他是一位站在大地上,仰望云间的沉默的听众吗?

  低微沉默的大地与高天流云可能都是不完美或者不完整的。而真正的艺术,也总是经历着它不同阶段的不完美与不完整。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将自我的生命永久地持续下去。它可以青涩,可以稚嫩,可以有意或无意地扮演各种角色,哪怕台词生疏,形体模糊,连基本的走位都不能明确。如果有一天,它开始准确,开始稳定,开始清晰地展现自己,或许在幽暗处,有一些观众会站起身来,默默退场。

  我突然开始感激和羡慕那些工匠。即便他们有的在石头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对于如今的我们来讲,那些名字依然是冰冷而陌生的。所幸的是,他们刻下的一笔笔横线竖线,直线斜线却具有了生命,它们向当代的书法创作诉说着各种艺术的可能性。那些经历了岁月沉淀之后才焕发光茫的笔划,要远比没有经历过时间洗礼的字迹更具有光彩。那些工匠在石面上消耗掉他们的生命,但所有的消耗都会留下痕迹,这些痕迹总有一天要散出光芒,这光芒点点滴滴,汇聚成河流,奔腾在汉字中,奔腾在每一个热爱书法者的生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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