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9月28日,第二届中国成德同城化财富论坛举行。

《每日经济新闻》的“城市进行化”刊登了曾任成都市长11年、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党委书记葛红林的主题演讲内容——《城市活力比城市实力更重要》。

这篇主题演讲当中，葛红林聊到了成渝这个话题，内容如下：

今年1月3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定大力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使之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是把握大势、统揽全局的战略决断，是谱写中国梦成渝新篇章的振兴之举。

上世纪60年代，中央重新在六大区域建立中央局，这些局分别形成了六大区域政治中心，而政治中心又影响了经济的发展，重庆的发展得益于西南局的设立。年，中央撤销六大局后，成都的发展得益于四川省会城市。

城市不仅有着城市经济学，还有着城市政治学。一个区域、一个城市，被国家列为战略发展的重点或中心十分关键，有时政治上的政策比经济上的政策更重要。从一定意义上讲，沿海城市的率先发展应归功于东部率先开放的改革，而成渝的发展也应归功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

上世纪五十年代成渝铁路的修建，直接贯通了两座城市；六七十年代中国三线的建设，直接注入了工业力量；九十年代的重庆直辖，直接释放了各自活力，也鞭策了成都的发展。

年刚当市长的我，并不担心成都在四川省内的规模和地位，但感到最大的压力是，如何赶上重庆的发展步伐，因为当时的重庆，借直辖之势，发力很猛。我在成都工作时，专门订阅重庆日报，天天跟踪学习。

回想那时的成渝，城市间互访和交流学习是不少的，但协同规划，共谋发展是不多的。由此，出现了不同程度地你有我有的产业，你争我争的招商引资项目。在电子信息、汽车、石化、总部经济、商业地产、甚至是制鞋等方面，不少投资者往往是在成渝二地作比选，引发竞争。

比如，年成都和重庆的电子信息产业争取到了苹果等终端产品制造商以及富士康等代加工企业，成都成为平板电脑的生产基地，重庆成为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由此产生了产品及零配件进出口欧洲的需求。通过成都铁路局的支持，重庆开通了渝新欧班列，成都开通了蓉欧班列，按照固定车次、线路、班期和全程运行时刻开行。现在统称为中欧班列。

总的看来，成渝双城不是竞争型，过去是竞合型，现在是合作型。

有些竞争不能说好处没有，至少两地的干部十分在意营造良好投资环境，将投资者视为坐上宾，决不怠慢。

从某种角度看，如果没有重庆的直辖，仍在一个省内协调汽车产业，成都的汽车产业难以从基本空白，发展到今天的超千亿。航空港的建设，想在重庆和成都机场扩建之后，再干一个天府机场，会反复论证。经过16年的发展，重庆和成都都得到了较快发展而且潜力很大，两兄弟的GDP比值基本保持平稳，谁也没落下谁，不过成都的GDP对上海和北京的占比增加了。

我认为，双循环下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又增加了新的使命，新的动力，新的机遇。不仅要打造成为西部开发的升级版，而且要打造成为完整产业集群的经济增长极，带动我国经济格局和区域布局的重塑，为我国高质量发展和抗风险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如果说产业链是兵种，那么就是打造若干个集多兵种的“经济战区”，所谓的增长极，就不是简单的某一产业增长极，而是产业集群的增长极。当前率先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四大区域，予以突破，形成四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基本完整的产业集群。

就打造四大产业集群的增长极来讲，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完全有基础、有条件、有能力。在事关国家战略安全和高科技领域，不仅现有门类齐全、水平不低，而且未来的发展潜力巨大。

比如，航空、核工业、重型装备产业位居第一；航天、汽车、电子信息至少第三，不会第四；就对外通道来讲，是面向欧洲最近的中心，中欧班列的开通，形成比海运更快捷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