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罗裙——这里，关于女性，不只女性。

《百年好合：民国素人志》，今天坐在阳光下，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读完了这本书。封面上，明黄色的底色开满了繁复的花枝，一朵又一朵，缱绻十分。阳光在字里行间跳跃，投下影子。我一口气读完这本书，释卷后对其中的女性赞叹不已。几代人，十多个女人。她们被卷入了历史洪流中，经历了最为动荡的岁月和命运的捉弄。

她们或许是老上海的官家太太，或许是红极一时的舞女，或许是远走他乡的私生女，或许是享尽荣华的富家小姐。上海、台湾、香港、海外，是她们生命的站牌；母女、亲友、夫婿、爱情，是她们的生命凭证。她们被时代裹挟，却也是敢爱敢恨。她们飘零他乡，却也是自食其力。

女人呐，可以温柔缱绻，也可以刚柔并济。少女时，是人间的春色，上了年纪，也可以静默有静默的好。

1蒋晓云：三十年后，归来

张爱玲写的是二三十年代的都市女人，王安忆写的是一九四九年后留在上海的女人，而蒋晓云写的则是流亡在外的这群女人的故事。

这个和朱天文、朱天心、吴念真同时在年代登上台湾文坛、二十岁出头就三获“联合报文学奖”、被夏志清称作“又一张爱玲”的女作家，停笔三十年后，她又回来了。

蒋晓云 　　一九五四年出生于台北，祖籍湖南岳阳。现旅居美国。 　　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曾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系博士班。曾任《民生报》儿童版、《王子》杂志主编。 　　学生时期即开始写作；一九七五年发表处女作《随缘》，一九七六年起连续以短篇《掉伞天》《乐山行》，中篇《姻缘路》，三度荣获联合报小说奖，以媲美张爱玲的惊人才华饮誉文坛。作品后来集结成《随缘》《姻缘路》出版。 　　一九八年后赴美留学，成家立业，停笔三十年。

　　二零一一年春天以长篇小说《桃花井》复出，短篇小说集《掉伞天》于夏季出版。

2蒋晓云谈《民国素人志》（来源：东方早报石剑锋）《百年好合：民国素人志》里的十四个女人，尽管之后的命运迥异，但她们有一个共同点，都和上海有关。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蒋晓云：事实上她们并不都是上海本地人，但她们在年那个历史点上刚好都在上海。她们从上海分出去，往世界各地。她们可能是苏州人、宁波人，甚至是北方人，什么地方都有，只有个别人跟上海关系比较深，比如《北国有佳人》里的小北京，她十来岁就到了上海，在这里生活了十多年，她的青春年华都是在上海度过的，一直到了三十多岁才从上海流浪到了台湾。年这个时间点上，她们都在上海。所以您是想写家国变动下的小人物命运？蒋晓云：是的。这就是我这样一个作者希望读者看到的东西。

这让我联想到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区别在于，您用的是虚构，龙应台说她用的是非虚构，是在写历史。

蒋晓云：我自己并不太觉得。对《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我很难界定它是历史还是小说，她写的有些事情其实很像小说。如果站在国民党人的立场，龙应台跟共产党是苦大仇深的。可是我这里的那些小人物，她们只是觉得朝代变了，又要动乱了，“我们要跑”。其实她们没有那么大国族上的深刻感觉，因为她们没有那样的教育和思想背景，对于一个舞女，或一个舞女的母亲来说，换朝代了是很紧张的事情，她们想到的是个人家庭。但龙应台写的不是小说，所以她的书里面个人观点比较多。龙应台常常把自己的观点嫁接在这群人上，说他们是败军之后。在我的《民国素人志》里，他们不是败军，是难民。他们是被历史推着走的，有些人是正好在台湾找到工作糊口，就留在那儿，无法回来；有些人是去那度假的，他怎么知道回不来？他们并没有选边站。而龙应台一开始就是有立场的，这可能跟她从小在眷村长大有关。但我在台北看到的人，多半是难民，他们只是想活下去。我很希望这些人不要被历史淹没，他们也存在过。

你在上海会觉得，这两千万人就是你的世界，不太会想到其他十三亿人，你不太会想到要跟大西北的中国人连接。可是在你的小巷子里，你都认识他们。我是因为个人因素，知道这些人的存在。所以，在年之后，龙应台怎么能说只剩下败军之后？我希望让别人了解，军区大院(眷村)外的世界也有很多人。

您写的这群人，更接近年后逃到香港的上海人。是否这样？

蒋晓云：有可能。香港的上海人后人，比如董建华家族，都是广东话上海话夹杂地说。可是，在国外的很多上海人，都是讲英语和上海话。有一次我们几个朋友坐下来打麻将，但大家都不太会打，结果拿出一叠讲义发。这时候有一个女伴跳出来说，不要给她丈夫，因为他连中文都看不懂的。那个男人，平时普通话讲得非常典雅，人非常克制，但就是不会看中文。因为他五岁就离开了上海，他能懂很多语言，普通话几乎没有口音，可是看不懂。他也忘记了家族的历史，对以前的历史记忆不清。这群上海人基本上变成了一种离散的“犹太人”。在世界各地，这样的中国人到处是。

您刚才提到“离散”，那您写这群女人的故事是否可以称为所谓的离散文学？

蒋晓云：我不知道这是否算离散文学。我写这些人物有一个时间性的，这部系列小说里，第一个人物出生在民国一年，计划中最后一个出生于年民国三十八年，所以越后面出生的人，离开中国和上海时年纪越小，那对她们来说，离散的感觉不会太强烈，因为她们对中国的记忆还没那么强烈。我小说里写到一个女的后来嫁给了台湾本省人，这个女的看上去跟当地人没什么区别。你再看董建华，他到底是香港人还是上海人？你说龙应台有离散吗？我是台湾出生的，更没有离散感，我还能讲很流利的闽南语。如果不是李登辉他们用各种特征区别本省人和外省人，我不觉得我有什么离散感。所以当他用政治力量去区别外省人、本省人，说外省人是不够爱台湾的，用这些地域符号来区分人群的时候，我就感到莫名其妙。我在这里出生，但只因为我父母的关系就把我区分开来，这不是跟“文革”没有区别吗？因为我的外省关系，就说我不属于这里，就不会爱台湾。有的人反抗这种区分，但我很坦然接受了这种区分。

书里这些女性都跟上海有某种关联，在您的这些故事里经常出现上海方言写作。您懂上海话吗？蒋晓云：我在这个系列里确实刻意运用了方言写作。这是因为这群人当她们即便八九十岁的时候，最习惯的还是用上海话，如果用国语或普通话写她们的对白，这是不对的。除了上海话，有很多地方还用了广东话，这都是因为人物的关系，我不会去拒绝方言。我写这些不会有障碍，比如上海话，我从小就懂。因为我家当时在台北是做生意的家庭，住在台北的商业区，邻居都是从上海来的，所以很容易学会。后来我不会说了，但还是能听懂。反而现在，现在的上海话跟那个时候比变了很多，不是我小时候的上海话。那书里的故事，也是这群“上海人”对您讲过的？

蒋晓云：有可能。这些人对我来说非常生动。写小说就是拼凑结果，如果让人觉得确有其人，这对我是很大的安慰。但更多时候，其实是经过努力调查的结果。我在写的时候，不希望一开始就说某某是民国几年出生，像报家门一样来写。所以我用了很多当时的事实——也就是现在的历史——历史上的新闻、逸闻来铺陈这些人的年纪和时代经历。小说里的那个时代毕竟离现在已经很远，所以还是需要做历史的调查。其实比龙应台要费工夫，她只要去访谈就好了。

比如《北国有佳人》的小北京，小说里说她当时是上海滩那么有名的舞女，可是否会有一个类似的真实人物？小北京真的有这个人，真的在仙乐斯舞厅，她的恩客是我一个朋友的父亲辈。真实的“小北京”故事其实是非常浪漫的，小北京和她的恩客在年轻的时候是老相好。到了小北京九十多岁的时候，她住在旧金山湾区一个很好的社区，小北京的老相好还瞒着他太太去看她。我觉得太浪漫了。但我在《北国有佳人》里写的故事不是她的，只是借用了她的招牌。我没有见过小北京，只听过一些她的轶事，据说她小小的个子。我看过描述当年上海舞厅里舞女的资料，她算是面红的一个。所以我的这些故事，有拼贴、调研，也有想象。其实我觉得，主要是想象。

《百年好合》是您这本书的第一篇，这个故事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上海的一个生日宴会，老人九十多岁重归上海，他们的后代从世界各地回到上海为他们祝寿，结果大家只能用英语或其他语言交流。这是真实的故事吗？

蒋晓云：这个生日宴会是真的，老人的后代从全世界赶来，但大家都不知道谁是谁，这些亲戚之间语言都不通，这都是真的。当时我也在现场。而且和小说里一样，宴会真的在酒店的三十八楼，大家一起说乱七八糟的话，一桌中国人讲英文。那个场景是真的，老人是原型，但故事都是编的。《百年好合》里这个老人的原型，是上海年前的富二代，后来回到了上海，现在住在衡山路上，那里是他小时候住的地方。不久前，老人还把最后的钱捐给复旦、交大、北大和清华各一千万。在之前，他已经捐了很多。他现在已经一百零一岁了。其实在年以后，他受过很多挫折，但到了一百岁，真的云淡风轻，千里迢迢回到上海定居。

对于这群老人，你可以设想，他们是可以哭死的啊，因为年他们的财产全部被没收，这个一百岁老人的父亲也自杀。可是几十年过去，他们才是人生的赢家，回来以后还把钱全部捐掉。这些从上海走出去的人，谁告诉你一定是拥护蒋介石的？他们只是跟自己的生活搏斗了一生。对他来说，这里是他的祖国，但他没有喊过什么爱国。

这本书都是女性视角，您计划写的也都是女性。为什么是历史中的女人？蒋晓云：我的这个系列完全是女性视角。我本来就要写三十八个民国女人。我的朋友说，这不公平，还要写三十八个男人。可我得先把女人写完。我觉得写女人意义更大，因为历史都是男人书写的。在这个变动中，女人如何？那个时代的女人，她们奇怪的地方和条条框框，不是我们想象的。像我这样的台湾女性，尤其是闽南女性是非常坚毅和受委屈的，因为闽南人的大男子主义特别严重，在上海很难想象。在女性的角度来看，很不公平。所以我对女性很感兴趣，在那样的环境下，女性有不同的心理变化，有些是不甘的。我觉得您主要写的是，年时局变动下，女人怎么看。

蒋晓云：小北京的妈妈就是一直哭，总觉得一生完蛋了。但小北京在上海长大，在她看来第二天有没有米钱最重要，今天出去穿什么衣服最重要，变得很现实。如果她跟她妈妈一样只会哭，这一生就完了。对她来说，介绍我去做衣帽间小妹，那我就去做。听说做舞女更赚钱，那我就去做舞女。她的每一件事情，在现实压力之下，没有办法去多想。但你说她聪不聪明，她当然非常聪明，但她不会聪明到要去拯救国家。在都市里的普通人，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明天的小日子，他们是朴素的人，没有那么伟大的思想。我看到很多这样子的人。小的时候，我父母给我很大压力，要救国救民救人类，年纪大了后发现，我一样也没救到。后来受到冲击时，我再怎么样也救不了人类，所以我还是去写小说吧。

　　对这些女人来说，如何生存最直接。你看小北京，对她来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她是分不出来，这些人长得一样，干的事情也一样。她更关心的是，能不能搬家，能不能在新的地方安顿下来，妈妈的病能否好，这些对她来说更重要。这样的人，以前被称为“人渣”：你怎么只想到自己的家人，怎么不想到国家？有时候我觉得写那么惨，写《桃花井》，觉得这些人都白活了，人生就白费了，就是因为国共打架，可是又觉得，好的一生坏的一生也就这样过了。（完）

素人，就是普通人，身边的普通人。

蒋晓云年出生在台北。父亲“比民国大一岁”，原是湖南地方的政治人物，国共内战辗转来台，转而经商，在台北开广告公司。她不是来自军人家庭，所以是一个眷村外的外省人。没有眷村孩子的标签随身，长在经营生意的家庭，家人和文坛没有什么交集，之后在美国“小心开车，诚实纳税”，蒋晓云自称，自己也是“素人”。

年后离散到眷村外的人生故事没那么多见，但在蒋晓云眼里这些叔伯、母姐各有各的传奇。后来她移居国外，又见到更多流落他乡的素人，于是，她从儿时、在国外听来的故事片段出发，考究年代背景，用自己的想象创作出这些女人的故事。和眷村里的人不同，并不是活在“同一面大旗下”，这些女性脸谱各异，离乡原因也不同，经历大风大浪，最后扎扎实实生活下来了。

这是她最同情的一代人，这些人物相当于是她身边的母姐辈，当年的时代和观念，在蒋晓云眼里，给了这些女人种种限制。女性就业的空间狭窄，重男轻女，父权高张，又恰逢乱世，被历史裹挟着走。她说自己的时代比较粗糙，而这一群体离自己够远，所以有美感，又够近，因而有接触和观察。

3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一个女人有一个女人的传奇。读完书，我忍不住搜了一些民国时期女人的相片，看到那时候那些活色生香的女性。

犹太摄影师SamSanzetti，年搭乘着一艘小船只身来到上海，凭借着他高超的摄影技术在上海的摄影界立足。年，SamSanzetti在南京路73号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影楼，马上又从1家扩展成了4家。据称他是当时上海乃至中国最受欢迎的摄影师之一。年离开上海定居以色列，年在以色列逝世。这些老照片也被封存起来。这是他镜头下的民国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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