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面桃花：
让自己成为自己的“精神之父”
人面是记忆中的人面，因而是朦胧的，桃花是眼前的桃花，因而是清晰的；
人面是转瞬即逝的，因而是短暂的，桃花是年年开放的，因而是永恒的；
人面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而是特殊的，桃花是俯拾即是的，因而是普遍的。
崔诗中的人面和桃花作为相辅相成的两个物体，彼此间充满了相对性与不确定性，而父亲与自我的关系就像人面与桃花的关系一样。
“人面桃花”原出自崔护《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崔诗既以桃花衬托女子的娇艳，也以“人面”、“桃花”作对比抒发佳人难见的感伤。
格非以“人面桃花”作为书名，既与崔诗有联系，又在崔诗的基础上翻出新意。结合全书来看，它有两层含义：第一，以桃花比喻女子的容貌，秀米的美貌从张季元、庆福、庆生和马弁的描述和反应中可见一斑，就连私塾先生丁树则也说：“秀米容貌之秀美，实为老朽平生所仅见”。另外，桃花是殷红的、娇羞的，很容易联想到男女交合，因此桃花还暗喻性意识的萌发和性欲的觉醒。前有《诗经·桃夭》以“桃花”起兴祝贺新人早生贵子、家族永昌，后有张季元对秀米朝思夜想，求之不得，辗转反侧而作诗慰藉：咫尺桃花事悠悠，风生帐底一片愁，新月不知心底事，偏送幽容到床头。诗中“咫尺桃花”首先指张季元与秀米相隔咫尺，然后与帐底、床头相联系，其中暗含的“在身后一把将她搂住，没准儿她就依了”的花花心肠不言而喻。小说多次以梦境表现一个人的潜意识，同时又广泛地表现各个年龄段的人的性意识，很明显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而在弗洛伊德的主张中，性意识的萌发是一个成长的标志，也是一个人所有行为的原动力。因此，桃花的第一层含义寄托的主题是成长。
第二，人面与桃花相互映衬，暗指桃林遍布、花影婆娑。从陶渊明的桃花源，到唐寅的桃花庵，再到金庸的桃花岛，“桃花”都与精神乌托邦联系到一起。秀米的父亲深受《桃源图》的影响，以为“普济就是桃花源，村前那条大河就是武陵源”，他还想建一条风雨长廊，“把村里的每一户人家都连接起来”。因此，桃花的第二层含义寄托的主题是乌托邦。
成长和乌托邦是解读《人面桃花》的两个关键词。第二个主题比较复杂，看完“江南三部曲”以后再分析，今天简单谈一谈秀米的成长轨迹。
（一）父亲是一个人：母亲or张季元
精神之父是一种主宰自我意识和行为的力量，它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种信仰。
格非的小说处处充满了隐喻，比如《人面桃花》开篇写的“父亲从楼上下来了”，当中的父亲既指伦理意义上的父亲，也指精神意义上的父亲。我所理解的精神之父是一种主宰自我意识和行为的力量，它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种信仰。
从伦理意义上来看，父亲神秘失踪会给秀米造成父爱的缺失，从而留下成长的阴影。但是从精神意义上来看，父亲失踪带来的不是撕心裂肺的痛苦，而是秀米的迅速成长。当“父亲从楼上下来”的时候，秀米正在为初潮而烦恼。在此之前，她还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女孩儿；在此之后，成人世界的大门已经向她敞开，她即将面对成人世界所特有的肮脏、迷茫和挑战。秀米没有任何性知识，“偷偷用镜子照了照流血的地方”，觉得自己快要死了，其实，这是“新生”。只是，走进成人世界，是福是祸，实难预测。
由于父亲是个“疯子”，常年被关在阁楼上，秀米与父亲之间的感情并不深厚，因此父亲的出走并没有在秀米内心带来多少波澜。相反，在父亲发疯的日子里一直是母亲扮演着“父亲”的角色。初潮的来临在秀米内心世界暗示着自己已经步入成人的行列，而父亲的出走在潜意识暗示秀米那个曾经主宰你命运的力量终有一天会消逝、离去最后无影无踪，因而每一个人都可以挑战父亲甚至驱逐父亲。而在现实生活中，扮演父亲角色的是独断专行的母亲。于是，当“父亲从楼上下来了”，秀米与母亲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暧昧矛盾便日益凸显。随着张季元的到来，秀米与精神之父的纠葛便一天天明显化、白热化。
母亲让秀米叫他表叔，然后又改口让叫表舅，最后张季元让秀米叫他表哥。从表叔、表舅到表哥，三种错综复杂的称呼一方面暗示着母亲与张季元之间暧昧的关系，同时也暗示着张季元对秀米的暧昧心肠。当初潮来临、父亲离去的时候，秀米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与母亲以及与“表哥”的关系，而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如何处理与父亲的关系。秀米在潜意识的引导和张季元的引诱之下，在不知不觉间正在利用一个新的精神之父来驱逐旧的精神之父。
张季元初到陆家便堂而皇之地占据了父亲的阁楼，“这是秀米多少产生了这样一个幻觉：父亲并未离开”，而张季元身上的烟味更加强化这种幻觉。小说写道：“自从父亲变疯之后，秀米还是第一次闻到烟草的味道”。这句话表明秀米在张季元的身上看到了发疯前的父亲的影子，这个父亲既是她伦理意义上的父亲，也是她精神意义上的父亲，是她最为渴望的“父亲”。此后秀米在薛举人家偶遇张季元和在灶下洗头的时候又两次闻到“烟味”，这一切汇合在一起，最终在秀米的潜意识里形成了一个想法：张季元可以扮演父亲的角色。
父亲
另一方面，性意识的觉醒和张季元的挑逗，让秀米内心潜滋暗长的性欲不断发展乃至膨胀。秀米性欲的第一次膨胀体现在孙姑娘葬礼前的春梦，第二次膨胀是在陈家小院的竹丛里。小说写道：
在这一刹那，她又闻到他腋窝下的那股烟味。她听见自己的肩胛骨咯咯作响。任凭她怎样凝神屏息，她的喘息声还是加重过了。竹林的喧响，清朗的月色，石缝中淙淙流淌的泉水都变成了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她已经在心里暗暗打定了主意：不管表哥说什么，她都答应；不管表哥做什么，她的眼睛和心都将保持沉默。她又想起了许多天前的那个梦。她在梦中问他，门在哪儿？表哥把手放在她的裙子里，喃喃地说，门在这儿……
秀米“又闻到烟味”表明“父亲并未离开”的幻觉已经内化进她的意识，“都答应”、“都将保持沉默”则表明她的性意识被彻底激活。在此之前，她和母亲的矛盾越来越激烈，同时也有人多次暗示母亲与张季元之间暧昧不明的关系。因此，得到张季元的爱既意味着她寻找到了新的精神之父，同时更意味着她能将他作为工具来打击母亲。
那秀米为什么要打击母亲？根本原因在于她有恋父情结。父亲发疯导致父亲角色缺位，尽管母亲被迫扮演了“父亲+母亲”的双重角色，但是这并不能弥补正常的父亲角色带给秀米的慰藉，所以秀米的心灵深处一直在呼吁父亲。父亲的出走既强化了父亲角色缺位的现实，也间接激励秀米挑战父亲并寻找新的精神之父，而张季元的到来则给了他契机。简而言之，秀米能迅速爱上张季元，根源在于父亲角色长期缺失，她需要寻找一个精神之父。
（二）父亲是一种信仰：革命
当“父亲从楼上下来了”以后，秀米迅速成长，除了表现在性意识萌发并迅速膨胀以外，还表现在价值观的觉醒。当秀米望见“飞扬的骏马，漫天的沙尘，樱桃般的顶戴，火红的缨络以及亮闪闪的马刀”的时候，小说有一段精彩的心理描写：她都会如痴如醉，奇妙的舒畅之感顺着她皮肤像潮水一样漫过头顶。她觉得自己的脑子里也有这样一匹骏马，它野性未驯，狂躁不安，只要她稍稍松开缰绳，它就会撒蹄狂奔，不知所至。秀米将奔向何方？这让我想到了麦家的一段话：人生多险，生命多难，我们要让自己变得强大、坚韧、有力，坦然、平安、宁静地度过一生，也许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交出去’，交给一个信仰。
那秀米最终接受了什么信仰？阅读张季元的日记之前，秀米的野性主要表现在她对佃户的态度上。她曾向孟婆婆质疑：人家种的粮食为什么好端端地送到咱家来？他们为什么不种自己的地？虽然没有直接接受革命思想的洗礼，但秀米内心已经渐渐萌生了博爱、平等的价值观。
在秀米的人生中，父亲角色长期缺位，而由母亲、张季元临时充当的精神之父都是畸形的，张季元的死让她急需寻找另一个精神之父。再加上她内心已经萌发的博爱、平等的价值观，大同理想很可能会成为秀米服膺终生的信仰。然而在花家舍经历的失身、火并、谋杀等事让她糊里糊涂地参加了革命。若干年后，当“她重新回过头来审视过去的岁月”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就如一片落入江中的树叶，还没来得及发出任何声音，就被激流裹挟而去，说不上自愿，也谈不上强迫；说不上憎恶，也没有任何慰藉”。
十年后，秀米开办普济学堂，表面上轰轰烈烈、义气干云，实际上茫茫然不知何去何从。首先，从对革命的理解来看，他们只知道攻打梅城，没有建设性的革命目标。金大牙说革命和杀猪没什么区别，老虎则认为革命就是“想打什么人就打什么人，想睡什么人就睡什么人”。而对于秀米而言，革命是为了“忘掉其他的事”。其次，从革命实践来看，所有的举措都停留在空想阶段。秀米等人设立的育婴室、书籍室、疗病所形同虚设，他们开凿的水渠差点让普济变成了水乡泽国。实际上，当她目睹了花家舍的堕落与火并以后，秀米早已对张季元等人的乌托邦失去了信心：她忽然觉得王观澄、表哥张季元，还有那个不知下落的父亲似乎是同一个人。他们和各自的梦想都属于那些在天上飘动的云和烟，风一吹，就散了，不知所终。
既然早已对他们的梦想失去了信心，秀米为何还要“革命”？原因有二：离开花家舍的时候秀米，秀米目睹、经历了成人世界的肮脏、混乱和迷茫，她已经不能回到自己的桃花源；第二，张季元的死，花家舍的堕落造成了秀米的精神空虚，她急需要寻找新的精神之父。而此时，她已经和革命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最终稀里糊涂地参加了“革命”。简而言之，秀米参加革命外因是受到时代洪烈的挟裹，内因则是父亲“不知下落”，因为父亲缺位，所以要寻找新的精神之父把自己“交出去”。然而，新的精神之父并不是她由衷钦佩的，也不能满足秀米的精神需求，所以她最终只能在迷茫与忏悔中度过余生。
（三）父亲是自己：告别过去
当秀米还静静地生活在陆家大院的时候，“她隐约知道，在自己花木深秀的院宅之外，还有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沉默的，而且大得没有边际”，当她阅读了张季元的日记，昔日的奥秘一一被破解的时候，她又觉得“就像突然间打开了天窗，陽光从四面八方涌入屋内，又刺得她睁不开眼睛”。不论是在花家舍还是在普济，还是在梅城，秀米一直没能寻找到能满足自己精神需求的“父亲”。最后，她回到了父亲的普济，“她觉得自己就是一只花间迷路的蚂蚁。生命中的一切都是卑微的，琐碎的，没有意义，但却不可漠视，也无法忘却。”为了和过去告别，他先后用行乞和禁语的方式惩罚自己。麦家曾说：人生多险，生命多难，我们要让自己变得强大、坚韧、有力，坦然、平安、宁静地度过一生，也许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交出去’，交给一个信仰。过去的信仰已经破灭，为了让自己生存下去，秀米必须继续寻找新的精神之父：它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种信仰。
秀米住上了父亲的阁楼，闭门谢客，只用字条与喜鹊交流。刚开始，她对喜鹊也非常冷漠，但渐渐地在日常琐事中体会到了人情的温暖。秀米沿着父亲的足迹，过上了父亲的生活：或是在阁楼上摊书自赏，或是在凉亭里推算时序，或是在庭院里照料花草。渐渐地，她幼时的记忆复活了，“所有这些往事，秀米以为不曾经历，亦从未记起，但现在却一一涌入她的脑中。原来，这些最最平常的琐事在记忆中竟然那样的亲切可感，不容辩驳。一件事会牵出另一件事，无穷无尽，深不可测。而且，她并不知道，哪一个细小的片刻会触动她的柔软的心房，让她脸红气喘，泪水涟涟。就像冬天的炉膛边正在冷却的木炭，你不知道拣哪一块会烫手。”虽然能在平常的琐事中体验到久违的亲切感，但是曾经所遭遇的耻辱、痛苦也会在不经意间悄然袭上心头。
她依然需要寻找父亲，但依然迷茫。
（四）结语
当我意识到《人面桃花》其实是在讲一个“成长”的故事的时候，再回过头来读崔护的《题都城南庄》，诗中的人面与桃花具有更加丰富的寓意：
人面是记忆中的人面，因而是朦胧的，桃花是眼前的桃花，因而是清晰的；
人面是转瞬即逝的，因而是短暂的，桃花是年年开放的，因而是永恒的；
人面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而是特殊的，桃花是俯拾即是的，因而是普遍的。
崔诗中的人面和桃花作为相辅相成的两个物体，彼此间充满了相对性与不确定性。而父亲与自我的关系就像人面与桃花的关系一样，“我们要让自己变得强大、坚韧、有力，坦然、平安、宁静地度过一生，也许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交出去’”，秀米终其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精神之父，都想把自己交出去，她曾经将自己交给了某个人，也曾经将自己交给我某种信仰，但在阴差阳错之下，她一直都像一只蝴蝶飘荡在茫茫人海。我想，最好把自己交给自己，让自己做自己精神上的父亲，让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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