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和鸣记

“独学而无友，

则孤陋而寡闻”

（《礼记·学记》），

“利可共而不可独”

（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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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普罗科菲耶夫：游走于三种颜色之间（上）

普罗科菲耶夫在纽约，约年

游走于三种颜色之间（下）

普罗科菲耶夫

作者：杜光熙

蓝色的普罗科菲耶夫

历尽千辛万苦的逃犯终于来到了他热爱的自由王国，然而自由王国的人民却没有给远道而来的客人以同样的热爱。为了自身的自由，他们以反自由的方式欢迎这个来自可怕的共产主义世界的陌生人：

“刚到洛杉矶时，我的行动受到限制，不能上岸，因为我是从马克思主义分子当权的俄国来的(美国人当时称布尔什维克人为‘马克思主义分子’)，真是奇怪而危险的遭遇。我被限制在一个岛上整整三天，接受严密的询问。‘您曾入狱过吗？’‘有的。’‘真不幸，是在哪儿？’‘就在你们岛上。’‘啊，您真爱说笑。’三天之后我获准前往美国，此时我已身无分文。”

这种极不愉快的经历一定激发了普罗科菲耶夫作为俄国人的尊严感，但他还是以极大的宽容与耐心在一片让共产主义恐怖分子滚蛋的呼声中，艰难地开始了异国的奋斗。尽管许多人讥笑他只会“标新立异”，甚至指责其作品是布尔什维克阴谋的一部分，但作曲家还是取得了一些可喜的进展。这其中最令他兴奋的事莫过于与歌唱家丽娜的相识，这个在艺术品位上与普罗科菲耶夫志趣相投且美貌绝伦的女人成为了他的妻子。丽娜身上所汇聚的西班牙、阿尔萨斯、波兰多重血统构成一种神秘魅力，时刻牵引着普罗科菲耶夫敏感的心灵。或许正是爱情的魔法催生了《三橘爱》，这是唯一一部在作曲家有生之年即获成功的歌剧。受女巫诅咒的王子必须爱上三只橘子才能摆脱抑郁症的压迫，历经千难万险的王子终于来到沙漠尽头，从女巫厨子的鼻下取走了三只橘子，其中一只里藏着美丽的公主，王子最终与公主幸福地结合。普罗科菲耶夫将现实世界、魔法世界和批判三种元素交融在歌剧之中，用叙事、评论双重发展的戏剧模式实现了对三个橘子的爱情。这种奇丽诡异的幻想在之后几年上演的《丑角》、《怒火天使》等作品中得到了连续贯穿，在客观上更加深了人们对普罗科菲耶夫怪诞大师的印象。

普罗科菲耶夫：歌剧《三个橙子的爱情》（TheLoveforThreeOranges）Op.33，序幕。演奏（唱）：长野健指挥里昂歌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及众歌手。

刚刚在美国站稳脚，普罗科菲耶夫便迫不及待地奔赴巴黎参加一场更为热闹的聚会。20世纪初的巴黎是一个前卫艺术的集散地：萨蒂和“六人团”建造了未来主义音乐的超级试验场；而佳吉列夫和斯特拉文斯基也很乐于在此建立基地；其他领域的先锋人物，毕加索、马蒂斯、科克托、纪德、罗曼·罗兰、普鲁斯特、乔伊斯、阿波里奈尔……共同将这里搞得“乌烟瘴气”。普罗科菲耶夫的到来无疑是这个早已不堪重负的艺术大集市的又一粒重型催化剂。但作曲家本人面临的首要问题却仍是那个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如何面对与他同时并存的斯特拉文斯基。为佳吉列夫创作的《阿拉与罗利》是向《春之祭》的叫板，而在英国首演的《丑角》则明显带有对抗《彼得鲁什卡》的意味。然而这种针锋相对的挑衅却让普罗科菲耶夫在不知不觉间失去了优势，因为超越对方的渴望本身就是对自身弱势地位的默认。当斯特拉文斯基正在考虑如何将俄罗斯主题与新古典主义相结合或是对序列音乐进行一番综合考证时，普罗科菲耶夫还在为两人的音乐孰优孰劣斤斤计较，自身的狭隘让他笼罩在对手的阴影中而束缚了手脚。

普罗科菲耶夫：芭蕾舞剧《丑角》（Chout）Op.21，I.丑角与他的妻子。演奏：GennadyRozhdestvensky指挥莫斯科广播电视交响乐团。

在生活方式上，普罗科菲耶夫同样趋于保守。他从未真正学会如何做一个国际公民，更不会像斯特拉文斯基那样将法国作为第二故乡。面对熙熙攘攘的巴黎文化圈，他总是刻意摆出一副鸷鸟不群、方圆不周的姿态。在他看来，“六人团”的音乐不过是小丑们的吹吹打打，与普朗克、米约、奥涅格之辈的友谊充其量只能建立在牌桌上。这种独特的俄罗斯式优越感让他开始思念起自己的祖国。在另一个居留地美国，他同样得不到家的温暖。滞后于欧洲的文化理念让这里的观众难以忍受他无视旋律的古怪音响，抨击永远多于赞美的乐评让一向自信的作曲家感到前所未有的困惑：

“每当我漫步在中央公园里，抬头望着四周的摩天大楼，我总是觉得心寒，又觉得愤怒：美国这些一流的交响乐团，为什么不把我的音乐放在眼里？那些嘴里不时挂着‘贝多芬是伟大作曲家’这种陈词滥调的乐评人，为什么一见到新东西就却步不前？为什么那些经理人宁愿费尽心力安排老调重弹的巡回演奏会？我来得太早，这小孩（美国）还不够大，不懂得欣赏音乐.”

普罗科菲耶夫：第三钢琴协奏曲，Op.26

钢琴独奏：MaurizioPollini

HerbertAlbert指挥都灵交响乐团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苏联政府出奇地友好：年，当局向普罗科菲耶夫发出了回国演出的邀请；接着，《三橘爱》又展开了在列宁格勒的47场演出；音乐学院时的挚友米亚斯科夫斯基和阿萨费耶夫也在大力维护他的声誉。普罗科菲耶夫十分清楚自己的出国侨民身份，这是与拉赫玛尼诺夫、斯特拉文斯基所背负的流亡者骂名具有本质区别的称谓。尽管在苏联批判流亡音乐家的大名单上他也曾榜上有名，但当局也从未真正将其拒之门外。年，卢那察尔斯基警告说：

“在很大程度上，斯特拉文斯基已经陷入了炫耀技巧的魔障中。普罗科菲耶夫如果要充分发挥其天赋，就一定要在美国文化的恶魔征服他之前回归我们。”

普罗科菲耶夫：G小调为双簧管、单簧管、小提琴、中提琴和低音提琴而作的五重奏，Op.39()，第一乐章中速的。演奏：BerlinerSolisten。

这种官方的高空轰炸恰恰与普罗科菲耶夫当时的心境不谋而合。在综合考虑多重因素后，他终于在阔别祖国九年后重返俄罗斯。这是一次享受幸福的旅行，在一个没有斯特拉文斯基和他争风的地方，老友将其奉若上宾，新人将其尊为大师。回到西方后，作曲家满怀欣慰与感激地将全部热情灌注在舞剧《剑舞》的创作中。不过，由于缺少了苏联文化机制的监控，作曲家自作主张地在歌颂社会主义工业成就的作品中加入了机器的吵杂声，这部舞台上钉锤乱飞的舞剧让斯特拉文斯基倒尽胃口。混乱的伦敦首演结束后，蓝色世界发现他们必须对已经赤化了的普罗科菲耶夫进行再认识：

“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的信徒，他真是无人能及！普罗科菲耶夫遍游我国各地，但是他拒绝以我们的方式来思考。”

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现代装饰与工业艺术展”，普罗科菲耶夫的芭蕾舞剧Lepasdacier，正是受展览上的俄国当代艺术家以及后来回国之旅的影响而创作的

而红色世界同样不买充斥工业噪音的音乐的帐，当局直接贬斥其为“一箱子都市文化的雕虫小技”：

“对那群创作Lepasdacier的人而言，革命运动的深层意义只不过是一次喧闹而生动的争吵、一群咆哮的暴民、敲桶击盆的混乱群众，还有蒸汽机引擎的隆隆声而已。这一切和资产阶级所钟爱的都市艺术的机械化主题丝毫没有分别。”

普罗科菲耶夫：《钢之舞步》组曲（Lepasdacier:Suite,Op.41a），IV.工厂。

更可气的是，连狗屁不是的白军也来凑热闹，他们的刊物嘲笑Lepasdacier为：

“无产阶级文化的刺人花朵”

这次惨败重新警示普罗科菲耶夫必须尽快做出选择，否则很可能两头不讨好。但他还是很沉得住气，回国定居已归入其议事日程，但在此之前他还想在西方世界捞些本钱。

年，他接受了佳吉列夫更加离经叛道的建议，为以圣经故事为题材的舞剧《浪子》谱写音乐。离家出走的浪子在历经磨难后幡然醒悟，最终重返家园。它简直就是普罗科菲耶夫人生经历的再现，这个正在创作《浪子》的作曲家正是那个承受离家之苦的浪子，而回家将是其宿命的结局。随着音乐的进行，他的思乡之情一日重于一日，以至无法正常生活。于是，他开始不厌其烦地向红色和蓝色世界同时宣称他那崇高的回归理由：

“异国的气氛不能给我灵感，因为我是俄国人，没有什么事情比过着流亡生活对我造成的伤害更大……我一定要重新把自己沉浸在祖国的气氛中……我要听人说俄文，还要和亲爱的人交谈。这才能给我在这里得不到的东西，因为他们的歌也就是我的歌……我怕陷入学院派的象牙塔里。没错，我的朋友，我要回家。”

普罗科菲耶夫：《浪子》（TheProdigalSon）音乐会组曲，Op.46b，第一乐章柔板。演奏：LawrenceFoster指挥蒙特卡洛爱乐乐团。

这时，斯特拉文斯基发话了，他以癫僧预言家的洞察力准确揭露了普罗科菲耶夫的内心：

“这是对荣华富贵的奉献，如此而已。由于一些原因，他在美国和欧洲都未取得成功，但他访问俄国却是个胜利。他在政治上太天真了……他回到俄国，等他终于了解到他在那里的地位时，已为时太晚了。”

自左至右：瑞士指挥家安塞美（ErnestAnsermet，-）、

普罗科菲耶夫、斯特拉文斯基，年在巴黎

而另一位癫僧，冷眼看世的肖斯塔科维奇则以惯用的调侃嘲弄起普罗科菲耶夫的幼稚：

“最后的动力是从牌桌上来的。普罗科菲耶夫在国外负债累累，得赶快偿还，他希望能在苏联弄到钱还债。”

普罗科菲耶夫对一切警告充耳不闻，对颜色不敏感的他早已在红与蓝的选择中挑花了眼。与此同时，他的祖国也正悄悄为他准备着一份厚礼。年，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在普罗科菲耶夫曾经的帮凶高尔基的家中发表了一段情深意重的谈话，于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光辉思想诞生了。这个看似简单的事实实则深刻震撼了俄国文艺界，一个艺术教条的笼套被套在了每一个创造者身上，要想活命，就老老实实地按领袖的意思办事，任何超越意识形态监控的东西都将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典型表现。

兴高采烈的普罗科菲耶夫并不知道前方的危险，在一片欢送声中，他拖家带口地奔向了新生活。在经过18年充满蓝色情调的游荡后，浪子回头了。

红色的普罗科菲耶夫

在虔诚地宣布自己将信仰共产主义后，普罗科菲耶夫成为红色大家庭的一员。他开始认真研习起领袖的深奥理论，并再次向高尔基讨教玄机：

“我问道：‘现在应该创作哪一种音乐？’‘你自己心里应该明白’他微笑着回答。我说道：‘每个人都说音乐应该要活泼而乐观，以与新生活的精神相应。’‘没错’，他补充道：‘但是它必须温暖而柔和。’”

活泼、乐观、温暖、柔和，这些貌似斯大林思想精髓的表面文章足以怂恿野心勃勃的赌徒觊觎苏联首席作曲家的桂冠。他或许会在此时感到来自肖斯塔科维奇的威胁，由于某种类似文人相轻的缘故，他们俩始终没有成为朋友，但普罗科菲耶夫还是坚信在没有斯特拉文斯基的世界里，任何人也无法阻挡他的超凡天才。可是他显然没有真正领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领，这里不是西方，而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俄国，在这里给政治把脉是不能用艺术家的天真幻想乱开方子的。在一片没头苍蝇般的横冲直撞后，他得到了如下回报：

“有一段时间，普罗科菲耶夫吓得魂不附体。他用列宁和斯大林的几句话作词，谱写了一首大合唱——被否定了。他为独唱、合唱和乐队写了一些歌曲，也是歌颂斯大林的——又失败了。梅耶霍尔德开始排演普罗科菲耶夫的歌剧《谢苗.科特珂》时被捕了。接着，祸上加祸，普罗科菲耶夫的福特汽车压了一个女孩。这是一辆新的福特车，普罗科菲耶夫不会操纵它。莫斯科的行人是不在乎交通规则的，车子来了也往轮子底下钻。普罗科菲耶夫说他们不怕死。他笨得像只鹅，从来爱吵架。但现在他不得不忍气吞声，不允许他出国，不演出他的歌剧和舞剧，任何小干部都可以对他发号施令。他唯一能做的是在暗地里恨他们。”（肖斯塔科维奇《见证》）

普罗科菲耶夫：F大调第二弦乐四重奏，Op.92()，第二乐章柔板。演奏：TheKopelmanQuartet。

当斯特拉文斯基的预言不幸地应验时，普罗科菲耶夫却还在以“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倔强让自己的智商经受着历史难题的考验。在长时间的痛定思痛后，他终于以几部电影配乐和舞台剧博得了领袖的一丝笑颜，这在当时不愧是明智之举，因为经过文化审查层层过关才得以拍摄的电影是决不会犯政治错误的。不过普罗科菲耶夫也不得不为了迁就题材而牺牲自己宝贵的作曲天赋，从而让这些斯大林喜欢的曲子成为远在美国的斯特拉文斯基的讥讽对象。在一则日记中，斯特拉文斯基写道：

“在（纽约的）格拉斯顿（饭店）和比尔·布朗共进午餐。之后和他一起到现代艺术博物馆去看最愚蠢、最土气的俄国电影《伊凡雷帝》，他配上了可怜的普罗科菲耶夫令人发窘的音乐。”

但普罗科菲耶夫在艺术上也并非全无所得，倒是那首不经意间为孩子们写的童话诗《彼得与狼》成为作曲家最为脍炙人口的杰作，至今盛演不衰。而他的三部现实主义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灰姑娘》、《宝石花》，也以其精妙的艺术构思成为现代芭蕾音乐的奇葩。更重要的是，普罗科菲耶夫终于凭着这些忠于领袖思想的纯洁作品荣获了斯大林奖金。老天终于开眼了，欣喜若狂的作曲家要沿着这条充满领袖温暖关怀的道路大干一场。

普罗科菲耶夫：《宝石花》交响组曲

（TheTaleoftheStoneFlower,Op.）

然而上帝却不会一成不变地眷顾一个人，就像统治者不是总用一种目光注视他的臣民。刚刚发完奖，手头有点拮据的斯大林就想着如何把投资收回。就在这时，他很不高兴地看到那个从西方兜了一大圈又大摇大摆着回来的家伙还在到处争风，难道他还没有学会夹起尾巴做人？“普罗科菲耶夫要不断自我批评，提高政治觉悟！”领袖的谆谆教诲再次变成严厉的批判砸向不长记性的普罗科菲耶夫。这次，为了让他记牢，斯大林决定加点实质性的东西，这个“任务”落在了作曲家妻子的身上。在当时，丽娜复杂的血统成份和广泛的海外关系会让人轻而易举地联想到“西方间谍”这个邪恶的名称。年2月20日，当一个陌生人的电话传入她耳中时，她还天真地相信这个人是来为她送朋友托付的包裹的。天冷得出奇，身患重感冒的她实在不想出门。但那人催得很紧，说要赶时间上火车，请她务必来一趟。丽娜只好披上大衣走出家门，来到指定的街道拐角，她看见一个穿蓝色海军服的男人和一辆黑色汽车。“丽娜·伊凡诺夫娜？”“是。”这时，自由的“西班牙公民”突然感到两只手从背后袭来，她被迅速推进汽车，消失在喧闹的都市中。从此，丽娜穿着那件毛皮大衣在冰冷的西伯利亚劳动营度过了八年时光。在大恐怖时代，以逮捕亲友的方式胁迫他人的现象屡见不鲜，从莫洛托夫到阿赫玛托娃，无论政治人物或文化名流都无法幸免。面对斯大林“杀鸡给猴看”的最后通牒，普罗科菲耶夫连咳嗽一声的勇气也没有了。这个世界没有给他什么选择余地，他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自由地出国，然后大骂一通专制主义的罪恶，再也不回来；现在，他只能面对代表人民的专制政权可怜兮兮地忏悔自己的罪行。

为了一劳永逸地让领袖满意，普罗科菲耶夫决定彻底做一回新人，年，他与忠贞的苏联共产党信徒，莫斯科文学研究院毕业生米拉举行了婚礼。面对这种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联姻，斯大林给予了最积极的配合，他所颁布的禁止苏联人与外国人通婚的法令让普罗科菲耶夫与丽娜的婚姻在一夕之间变成非法，他们的儿女也成了私生子，作曲家不再需要通过繁琐的离婚手续，就能与新人入洞房了。但如果以此推论普罗科菲耶夫为了“与党保持良好关系”而违心接受了无感情的婚姻却是极不公允的。早在年，普罗科菲耶夫就与米拉结下深厚感情，在充满苦难的晚年岁月里，米拉的精心呵护成为普罗科菲耶夫最重要的精神慰藉。

普罗科菲耶夫与第二任妻子米拉·门德尔松

到目前为止，普罗科菲耶夫差不多赔光了他的家当，但不要以为赌局就此结束，这仅仅是个开头，好戏都在后面。年真是个多事之秋，日丹诺夫在这一年将整肃的军事法庭搬到了音乐界。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错位，普罗科菲耶夫幸运地逃过了一度与二度整肃，但这一次，他在劫难逃。斯大林亲自点将，年轻的作曲家赫连尼科夫成为苏维埃作曲家协会新任主席。利用这个渴望攀龙附凤却才能浅薄的投机者，领袖用意识形态个人崇拜的教鞭狠狠教训了这帮桀骜不驯的艺术家；而曾被普罗科菲耶夫讥笑为“音乐上的小角色”的赫连尼科夫也正想拿着斯大林的尚方宝剑好好整整从前高高在上阻挡他前进的前辈们。一时间，音乐界的“形式主义”成为人民口诛笔伐的对象，几乎所于苏联音乐界的精英都受到株连，而作为不听话的典型，普罗科菲耶夫和肖斯塔科维奇当仁不让地成为重中之重。

在赫连尼科夫连珠炮般的批判决议下，普罗科菲耶夫的作品遭到禁演，政府给予他的一切优厚待遇也烟消云散。晚年的作曲家相当孤独，他的朋友爱森斯坦、米亚斯科夫斯基、阿萨费耶夫、兰姆相继在文化整肃的阴影下抑郁而终，只有妻子米拉日夜守候在身心极度脆弱的老人身边。唯一能带来新希望的，是与一群刚刚崛起的年轻音乐家的交往，这其中包括日后名震世界的里赫特、奥伊斯特拉赫、罗斯特罗波维奇。然而生活夺走的还不止于此，在一天早上，普罗科菲耶夫对罗斯特罗波维奇说：“斯拉瓦，我没有钱吃早餐了。”当时还是血气方刚小伙子的罗斯特罗波维奇愤然闯入赫连尼科夫的办公室，警告其如果普罗科菲耶夫饿死他必须负全责。最后，主席大人不得不专门批准了五千卢布。

普罗科菲耶夫与年轻的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

普罗科菲耶夫最终输光了全部家当，也失去了翻盘的机会。他变得越来越老实，越来越消沉，每当这个时候，他又总会得到领袖的特殊关爱。不过千万别以为这是好事，因为对他的每一次扶起，似乎都是为了再把他打倒，普罗科菲耶夫到死也没搞明白这是为什么。他所能作的只有在这个恐怖的世界里诚惶诚恐地苟延残喘。

普罗科菲耶夫：《基日中尉》（LieutenantKijé）组曲，基日的诞生。演奏：ErichLeinsdorf指挥爱乐乐团。

迟钝的普罗科菲耶夫没有意识到，其实早在年他为苏联政府创作的第一部委约作品，电影《基日中尉》的配乐中，就隐含了破解问题的答案。基日中尉的诞生源自宫廷侍卫的口误，但性情乖张的沙皇保罗一世却固执地认为是他导致了自己的神经衰弱。沙皇是不可能弄错的，于是一场闹剧展开了。这个根本不存在的可怜军官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但很快沙皇又思念起他的囚犯，他决定赐予基日一门婚事，被指派担任新娘的侍女在婚礼上一语双关地表示基日并不存在，因此人们看不见他，面对这一切，沙皇玩儿得开心极了。最后，被搞得焦头烂额的军方决定让这个讨厌的基日中尉患伤寒死去，而沙皇则因此获得给基日举行葬礼的殊荣。在朕即国家的世界里，生命的存亡与人性的尊严仅仅是满足个人私欲的游戏。作为社会主义人民艺术家的普罗科菲耶夫在以辛辣的音乐嘲讽愚蠢沙皇的同时，却不知真正的“沙皇”就活在自己身边，而无数个基日中尉正在因他的私欲被创造或毁灭。在这方面，哈萨克诗人江布尔即是典型案例。江布尔的诞生，同样源自工作疏漏，一个在哈萨克斯坦党报工作的俄罗斯记者在报上刊登了几首自称是从哈萨克族民歌手那里记录、翻译来的诗，领导们看了很高兴，决定找到这位歌手，让他创作一首歌颂斯大林的歌，但是那名记者撒谎了，诗原来是他自己写的。这在当时可是件要命的事，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需要来自各民族的歌手唱出意气风发的赞歌，必须找到这样的人，如果没有，造一个也行。结果他们发现了老汉江布尔，一个理想中的民歌手：长相极富民族特色，眼中闪烁着古老的智慧，可以弹着冬不拉唱歌，最重要的是，他大字不识一个，跟他做交易决不会走漏风声。于是新的闹剧开始了，一批诗人被招集起来“翻译”由江布尔创作的“民歌”，然后将它们送到莫斯科，斯大林说他喜欢，于是工作继续进行，一个“译者”才思枯竭了，就换另一个。

在国民命运高度附属于个人意志的中央集权国度里，江布尔现象早已见怪不怪。中央集权赋予了个人不可思议的超级权力，领袖的喜怒好恶可以瞬间催生一个生命的诞生或导致一个生命的毁灭，根本不需要什么理由。普罗科菲耶夫仅仅是国家机器所生产的千万个基日中尉和江布尔中的一个，在独裁枷锁控制的意识形态面前，不论是最愚弱的民众，还是最有才华的艺术家，都早已失去了鲜活的思想与个性，而变为满足领袖统治的符号。这是以个人欲望统治国家的必然结果，而普罗科菲耶夫注定只能成为这种现象的牺牲品。

丝毫不懂俄文的江布尔深记着一个词汇“酬金”，因为每当他在诗稿上画出别人教他的代表自己名字的符号，再说上一句“酬金”，他便可以得到一笔钱，足够让他再买许多羊和骆驼。江布尔很高兴，断定别人是因为他所画的符号付给他钱。只有一次，程序出了点小问题，江布尔被带到莫斯科出席纪念他的活动，少先队员们围上来请他签名，他画出了那个符号，然后说“酬金”，但这一次他没得到钱，他很失望。在这场政治游戏中，江布尔只是一只被任意摆弄着进行表演的提线木偶，他不明白游戏规则，所以才会失望。普罗科菲耶夫同样是一个不懂规矩的提线木偶，这个赌桌上的高手却在政治的牌局中不安规则出牌，因此他同样得不到“酬金”。

普罗科菲耶夫：大提琴奏鸣曲，Op.()，第一乐章。演奏：张汉娜（Han-NaChang，大提琴）、AntonioPappano（钢琴）。

这场实力悬殊的赌博，以斯大林的胜利告终。年3月5日晚9时，普罗科菲耶夫中风而死，50分钟后，斯大林因脑溢血撒手人寰。这个极其悲哀的结局让普罗科菲耶夫的死亡也未能逃脱斯大林的阴影。在当时，与领袖同一天逝世也是一种大逆不道，因为你怎么可以将举国上下对伟人的哀悼分出一部分给你。于是普罗科菲耶夫失去了办一个体面葬礼的权利。《真理报》铺天盖地载满纪念斯大林的文章，普罗科菲耶夫的死讯在六天后才被公布。年4月的《苏维埃音乐》刊登了两人的纪念专栏，斯大林在第1页，普罗科菲耶夫在第页。三年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进行了批判，解冻时期到来了。无数重获自由的艺术家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专制主义的仇恨，而此时的普罗科菲耶夫却只能在地下看着他的同胞们畅快淋漓地释放出压抑许久的激情，而自己则永远失去了翻身的机会。

普罗科菲耶夫：第七交响曲，Op.(-52)，第四乐章活泼的。演奏：WalterWeller指挥伦敦交响乐团。

时光飞逝，转眼间，三种颜色的普罗科菲耶夫的传奇故事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今天，当所有纷争都已烟消云散，我们所能记住的，不是斯大林的政治统治，而是普罗科菲耶夫的音乐，或许这才是上帝留给人们的真正财富，岁月的流转终于让艺术家战争了独裁者。

此外，还有两件事必定会勾起九泉之下的普罗科菲耶夫对造化弄人的无限怅惘。第一件：年，曾让普罗科菲耶夫饥寒交迫的赫连尼科夫健康地度过了他的90岁生日，他忙着在俄罗斯四处奔走，向公众声称自己从没迫害过普罗科菲耶夫，被他感动的普京总统为表彰他对俄国文化的贡献而授予他“总统勋章”。第二件：年，前苏联末代帝王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意大利女演员索菲亚·罗兰联袂为新版《彼得与狼》进行配音，以资助绿色和平组织的环保工作。专制与自由、政治与艺术、冷战时的意识形态死敌、不同颜色的文化，又一次在普罗科菲耶夫的音乐中殊途同归。

由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索菲亚·罗兰、

比尔·克林顿配音的普罗科菲耶夫《彼得与狼》唱片封面，

长野健指挥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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