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治疗白癜风技术最好的医院 https://jbk.39.net/yiyuanfengcai/yyjs_bjzkbdfyy/
余未人：作家、文化学者。写作出版个人著作《远古英雄亚鲁王》等十八部。主编《中国民间美术遗产普查集成·贵州卷》等著作数部。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等职。现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贵州省文史馆馆员、贵州省非遗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日前，最新一期“贵州学者讲贵州”系列讲座活动在贵阳钟书阁书店举行，著名作家、文化学者余未人应邀作“大美与奇美——贵州民间美术遗产赏析”主题讲座。
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贵州各民族先民在自己信仰的天地里，创造了独特的、与中原迥异的绚丽文化，这是一种大美、奇美。年，余未人老师受时任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先生委托，带领团队对贵州民间美术遗产进行“摸家底”式的调查，最终成果结集为《中国民间美术遗产普查集成·贵州卷》上中下三册出版。在书中，余老师根据贵州地方特点，将本土民间艺术划分为刺绣、织锦、蜡染、服装、银饰、祭祀、游艺、生活、建筑等九大类，构建贵州民间美术体系。讲座中，她从这九大类入手，以自身亲历结合精美图文，与现场观众一起共赏贵州民间美术之大美。
■回顾贵州民间美术研究历史
在明永历十一年(年)成为第十三个行省之前，贵州属“蛮荒”“化外”之地。但黔地的各民族先民，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民间美术。余未人老师首先回顾了贵州民间美术的研究历程。她认为，贵州民族民间文化第一次成规模的田野调查是清光绪二十七年(年)的事。这年，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受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的派遣，对中国西南苗族进行学术考察时来到贵州。“考察路线主要是沿着当时的官道驿站进行。”余未人说，此次学术考察为期40多天，摄制了张村落、人物照片，搜集了苗族的服饰、日用品、铜鼓、乐器等16种器物，考察成果结集为《苗族调查报告》一书，书中把“服饰”“花纹”“蜡染”等民间美术事项纳入研究视野。该书的中译本于年由国立编译馆翻译出版。“鸟居龙藏的工作有开创之功，得到了中国本土苗学学者的认可。但同时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余未人引用了民国年间大夏大学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吴泽霖、陈国钧的判断，“鸟居龙藏以民族学的方法，做过一次调查，但调查的区域太小，所得的资料仍极有限，不足以餍科学上的要求。”
鸟居龙藏之后，贵州民间美术的研究中断了一段时间，直到抗战期间大夏大学西迁贵州办学。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是黔人，他提出：“吾大夏大学迁黔后，即以研究西南各种问题为务。西南各种问题中，尤以苗夷问题为最重要。”该校于年设置社会经济调查科，次年更名为社会研究部，由吴泽霖、陈国钧主持。从年春至年冬，社会研究部全系师生先后六次深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考察、采访，研究成果即是年出版的《贵州苗夷社会研究》一书，陈国钧在该书发表了论文《苗夷族的工艺——纺织与绣花》，对苗族的织花、粘花、挑花、蜡染做了初步的研究。此外，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利用自身的调查、研究、搜集成果，先后三次在贵阳举办《苗夷文物展览》，展览陈列物品两千余件，分为服饰、器具、古苗文、红岩碑等。“这个展览，在国内是破天荒的首次，也是贵州省内最早的民族民间文物展。”余未人说。
新中国成立后贵州成立了民协、博物馆、美协等研究机构，对本土民间美术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但在余未人老师看来，直到进入21世纪，我们仍然没有对贵州民间美术的“家当”做过摸底。年，冯骥才先生牵头在全国各地推动民间美术遗产普查工作，他给余未人老师下达的任务，是做《中国民间美术遗产普查集成·贵州卷》(全国示范卷)。最终，余老师组织了人的志愿者队伍进行普查，其中有大专院校的师生、学者，各地的干部以及33位农民。调查中兴奋点不断，最终摄制了近两万张照片。
■赏析贵州民间美术的“五性”
普查难，但拿着两万张照片的普查结果，余未人和她的团队面对的新难题是，如何对贵州的民间美术进行分类？“当时全国范围内的八位专家提供了八种分类法，但都不能完全适应贵州的实际。”余未人说。后来，她经过思索提出了贵州民间美术的分类法。在她的分类法中，贵州民间美术分为九类：刺绣、织锦、蜡染、服装、银饰、祭祀、游艺、生活、建筑。
在当天的讲座上，余老师从这九类入手，详细赏析了贵州民间美术独具地方特色的大美与奇美集中的“五性”——
丰富性。翻开中华民族的历史，华夏、氐羌、苗瑶、百越族系的诸民族进入贵州，与贵州本土的濮人、僚人(宋代以后称仡佬)相交融，贵州逐渐形成了有49个民族成分，32个民族，18个世居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三分之一以上的多民族省份。贵州是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八山一水一分田。历史上长期郡国并存，决定了贵州各民族居住非常分散，文化呈多元性、封闭性。审美趣味的差异，诞生了千姿百态的民间美术。如与自然条件最为密切的房屋建造，便有苗族吊脚楼、布依族石板房、侗族鼓楼、戏台、风雨桥，干栏式建筑、屯堡汉族石板房、碉堡、汉族印子房、中西合璧式建筑等。贵州民间美术的丰富性不仅体现在外形上，更体现在其精神内涵上，以苗族为例，万苗族同胞分为三大方言区，30多个支系，支系之间祭祀不同的先祖，过着不同的节日，穿戴不同的服饰。没有多样性就没有民族文化。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在贵州这片土地上得到了充分的张扬和保存。
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也是受精神信仰和文化传统所支配的。贵州虽远离主流文化，但拥有“古歌”(苗族)，摩经(布依族)，大歌、琵琶歌(侗族)等等民族文化的经典，毕节地区的彝族保存有多册清代手抄彝文典籍也是彝族民间绘画的宝库，抽象的写意风格千姿百态，极富想象力。
唯美性。从贵州少数民族女性的角度看，她们的吃住都极其简朴甚至简陋，但这毫不影响她们的唯美追求。生活的贫困和对艺术的执著，二者间形成强烈的反差。仅以刺绣为例，她们不仅要绣出一件物品来，而且针法上特别讲究。针法有平绣、辫绣、梗边绣、打籽绣、堆绣、布贴绣、锡绣、数纱绣、雕绣、破线绣、马尾绣等二十多种绣法，纹样更是百花争艳。锡绣；破线绣；马尾绣。苗族女性特别有“他者”的审美眼光，着盛装互相欣赏。因而她们非常重视身后的装饰，会尽可能将银衣、刺绣大面积覆盖衣背，有的甚至故意将银衣片层层叠压，追求繁缛的装饰效果。
变异性。由于没有文字性的规范，民俗和民间美术事项是约定俗成的；同时，它又是活态的；各个时代审美观的变化直接决定了它的变异性。这种变异并非自近期始，早在20世纪30——40年代，西江有一户苗族女主人心灵手巧，为了装扮自己的三个女儿酿、妮、欧(苗名)，她常常指导银匠打出与众不同的银饰。比如项圈不打从众的绞丝状，而改成錾花排圈，吊坠不打铃铛而改成小葫芦和各种动植物……而震动最大的，是酿、妮、欧三姐妹把花裙带做了创新，将原先较单调的织带改为了三节组成、夹布壳绣花的裙带。在年西江的鼓藏节上，妮穿出来亮相，轰动了西江。接着，本寨和外寨同支系的苗族女子都来学样，绣花裙带就一下子传开了。到20世纪50年代，又有人将三节改为五节，并包含了一个“梅花”，使之起舞时更加飘逸。这种花裙带，近几十年来已经成为西江一带苗族服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三姐妹已是耄耋老人。她们没有想到，自己当年曾经对苗族服饰的演进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这就是约定俗成的变异性。
濒危性。贵州民间文化的原生性也导致了它更具濒危性。在通常情况下，文化变迁是缓慢的、渐进的；而在这些原生态文化保存至今的地方，却会在一朝通电、通电视、通公路以后，紧闭的山门仿佛忽然大开，外来文化洪水一般迅猛涌入，山民们没有任何抗御的准备，他们与大千世界倏然就连成一片了，传统文化往往呈跨越式消失，其速度惊人。另外，因为大山里的医疗条件、生活条件差，老艺人从艺谋生艰难，去世年龄偏低，这也使得传统文化的濒危性增强。信仰是民间文化传承的核，民间美术传承，如缺少了精神信仰的内涵，会渐渐蜕变为一般化的纯粹的工艺产品。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郑文丰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