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怡（德国）

今天的周末读诗，

分享一种另类诗歌，

回忆一下荒谬粉墨登场之后的历史舞台。

朋霍费尔，本文中女诗人胡赫笔下赞美刺杀希特勒的“叛徒”

蠢人可能常常十分顽固，但我们切不可因此而误认为他很有独立性。人们多多少少会感到，尤其是在同蠢人谈话时会感觉到，简直不可能同他本人谈话，不可能同他进行肝胆相照的交谈。同他谈话时，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连串标语口号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力地控制他。他已被他人作祟，他的眼已遭蒙蔽，他的人性已被利用、被损坏。

——朋霍费尔《狱中书简》

年1月30日，德国政坛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位出身贫寒的下岗画家、退伍军人，在这个注重门第和阀阅的国家里，登上了总理的宝座。

他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

当这位天才的煽动家，在德国议会大厦激动地发表着类似“德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宣言时，整个德国并不知道，历史正在进入一场长达12年的亢奋高潮，并在最后迎来致命的终结。

曾经受人欺凌的德意志，在希特勒那钢铁意志的率领下，开始在意志、心志乃至旗帜各方面进行全面的“大炼钢铁”：在那钢制的古罗马大纛下，复活了那曾经战无不胜的古罗马帝国的军礼，德国人在伸直了手臂的同时，坚定地认为自己的腰杆也伸直了。

这个曾经诞生过海涅、歌德等伟大诗人的民族，开始把钢铁浇铸进了诗歌之中。第三帝国用自己的刺刀尖，高高地挑起自我讴歌的赞美诗。

1

文化大扫荡

在“新生”的德意志领导人眼中，以往的一切充满了“封、资、修”，必须进行一次触及灵魂深处的文化“大扫荡”（S?uberung），对公众生活进行“政治解毒”。

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中译一般为纳粹党）强有力的领导下，德国在进行种族纯净化的同时，“一体化”（Gleichschaltung）运动也开始荡涤文化领域。文学被理直气壮地定位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投枪和匕首，“政治写作、阶级写作和专制写作”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纳粹党的效率相当高：从作家、出版商到书商、图书馆员等，每个环节都迅速地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文学作品的创作、流通，也如同军火一般，受到了严格监管。不符合主旋律的理性主义、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被作为“堕落、反动”的精神污染而清除。焚书运动和禁书“黑名单”，则确保了国家公民们，尤其是青少年们不被污染。

波恩大学的文学博士戈培尔（PaulJosephG?bbels），一位犹太教授的高足，作为党的“才子”兼忠诚战士，在帝国宣传部建立了文化协会，以便团结、带领、教育和改造文化领域的精英们，把他们“统一到帝国的领导下，赋予他们统一的方向”。戈培尔认为，“宣传者的背后应该竖着一把剑”。到年底，纳粹党共将84批、约名不听话的科技和文化界人士驱逐出国。这些背井离乡者是幸运的，他们终于躲开了毒气室和焚尸炉。

戈培尔

一个名叫“帝国德语文学推进中心”的机构，负责那些能鼓舞人的优秀文学产品的“生产”；而另一个叫做“国社党监察委员会”的机构，则成为质量监督总局，专门负责对那些关系到党的生命安全的哲学、政治出版物以及教科书等，进行质量检查。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监管，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纳粹党的文化，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一大群热烈讴歌新社会的纳粹“新诗人”涌现出来。他们的作品成为全社会献给纳粹党的集体情诗，更成为多快好省地大干“国家社会主义”的战歌。这些作品甚至被谱成歌曲，响彻第三帝国的大江（莱茵河）南北、柏林内外。

这个狂飙年代的新烈士和新偶像，是一位名叫豪斯特?威塞尔（HorstWessel）的诗人兼冲锋队领袖。豪斯特?威塞尔死于纳粹党夺得政权前的曙光之中。尽管有人说他是死于政敌的暗杀——这自然是重于泰山的；也有人说他无非因为争夺妓女，而被情敌干掉——这自然是轻于鸿毛了，版本各异，但这并不妨碍纳粹党将他制造成新时代的偶像。

他的诗歌作品《高举旗帜》，被纳粹党定为党歌（歌名又称《豪斯特?威塞尔之歌》）。在党和政府的全力包装和炒作下，这首“第二国歌”随着德军的铁蹄而唱遍了欧洲、北非以及大西洋的深处。无疑，从传播的角度来看，豪斯特?威塞尔的这首诗，是二十世纪流传最广的诗篇之一。

这些闪着刺刀寒光的诗歌，能成为传唱一时的流行歌曲，当然不只是靠着纳粹党的保驾护航。

早在第三帝国实现民族复兴和大国崛起之前，包括科本霍依埃尔、布鲁克、弗伦森在内的一批激进作家，就已经成为社会文化的流行元素之一。只是，当时纳粹党还没有发育成熟，政治强权的缺位，令这些激进文学无非只是一个流派而已。

纳粹党执政后，“革命”作家们翻身做了主人，他们的作品，被称为“真正德国文献”，成为第三帝国新的圣经体系的组成部分。对于这些“新圣经”，党和政府不遗余力地予以扶持和宣扬。

希特勒是有战略眼光的，早在取得政权之前，他就鲜明地提出：“用警察、机关枪和橡皮棒，不能持久地单独维持统治”。在纳粹党执政的短短数年间，德国经济得到腾飞。从年到年，国民生产增长了%，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更为重要的是，在高效率的国家机器安排下，绝大多数德国公民（除了那些“国家公敌”）都分享到了改革的成果。社会保险、国民福利、有薪休假等，这些“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享受的休假旅游，现在纳粹德国的工人也成为可能。”希特勒更是宣称要让“每个德意志职工拥有一辆小汽车”。民意的支持，令纳粹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控制更为得心应手、理直气壮。

在那些“真正德国文献”的示范下，第三帝国建立起了有严格程式的“党八股”（官方写作规范）。在强大的国家专政机器配合下，与这些“党八股”不相吻合的靡靡之音，一概被批倒批臭，甚至被消灭。“真正德国文献”终于成为文化意义上的“真正德国刺刀”。

作为第三帝国“团结”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帝国作家协会设定了严格的准入门槛和政审标准：“亚利安鉴定”（Ariernachweis）。“亚利安鉴定”，就是要作家们书面保证对国家的忠诚，承认国家有“审查和照管的权力”。这其实是一张充满“霸王条款”的卖身协议，但也是通向利益的金色台阶。不管是真的为了理念，还是只为了饭碗，“亚利安鉴定”终于成为那些德意志作家们时尚的行为艺术，尽管他们的前辈同行们曾经有着世界上最高傲的头颅和心灵。

在纳粹党的关怀和扶持下，一批作家既在政治上“成长”为领导干部，也在经济上成为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普鲁士艺术科学院，则成为这一帝国文化“军队”的“精锐”所在。一群年轻的政治诗人，在帝国的阳光雨露哺育下茁壮成长，并且成为党的接班人。

2

刀尖上的诗歌

将领袖神化，成为帝国文艺工作者的伟大使命。

著名纳粹诗人格哈德?舒曼热烈地讴歌道：

“只有希特勒会拯救我们！

只有希特勒能解放我们！”

这成为“领袖”诗歌的基本思维模式。在帝国宗教般的宣传体系下，希特勒的形象被定位为“大救星”，成为德意志的耶稣、释迦摩尼和默罕默德。无论国旗、党旗还是军旗，都成了“希特勒的伟大旗帜”；无论男女老幼，都成了希特勒的战士和学生。

“阿道夫希特勒，我们的领袖

我们紧握他的手……

我们向阿道夫?希特勒宣誓效忠

至死不渝……”

在诗人们的笔下，希特勒显然必须繁忙地应对他的身份：他是国家的父亲，要照料几千万的儿女；他是宗教的教主，要引导迷途的羔羊并为他们而牺牲；他是统帅、导师、舵手……以及大众的情人。

在领袖的挥手指引下，第三帝国的诗人们将诗歌化为战斗的号角，这些激昂的词句，甚至至今还令一些愤青们热血沸腾。

迪特里希?艾卡特在《德意志快觉醒！》（Deutschlanderwache）中，高呼道：

“德意志，快觉醒！

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

钟楼之间，钟声激荡

敲吧！敲到火星飞迸

犹大会来把帝国占领

敲吧！敲到钟身发红

举目四顾，火光、酷刑、杀戮

暴风般的钟声激荡不停，

头顶炸响复仇和拯救的雷霆，

大地起伏不定！

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

诗人号召所有人团结起来，把国家从敌人的包围中拯救出来。可是，敌人在哪里？灾难是什么？这样的基本问题，在这类诗歌中是不需要交待的，因为，只要跟着党、跟着领袖，这些都不是问题，“革命英雄主义”是最为需要的武器。

同样，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使命，也成为呐喊的主题。汉斯?保曼（HansBaumann）就写道：

“……今天，德国属于我们

明天，我们将占领世界！……”

如同世界上其它的军歌一样，纳粹党诗人眼中，世界是完全二元对立的，即使同样的死亡，也完全有着不同的意义。

“在井栏上把长刀磨利，

用长刀刺进犹太人的身体，

血要淌得又稠又急

……血必须涌流……

犹太会堂里吊起一头黑猪

把手榴弹塞进议会大楼！

血必须涌流……

把婊子从御床上拖起来，

用犹太胖子给断头台上油，

血必须涌流。”

这类“抽筋”、“剥皮”、“下油锅”的“大无畏”革命词汇，能有效地压制“革命者”那内心深处被人性本能所激发出来的畏惧。而充斥其中的粗词鄙语，则以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草根形式，记录下那个野蛮时代的非常态生活和心理。

但是，当“我们自己”同样被血腥地杀戮后，死亡成了一种美丽的告别方式，成了杀身成仁的通道和工具，甚至成了一种值得追求的荣耀：

“……我们也将这样死去，正如他们一样

十八岁就成为英雄

这叫做：我们前线的庆典！”

第三帝国诗歌的贡献之一，就是将枯燥的政论文字入诗。诗歌成了社论，诗歌成了宣言。在本该作为个人情感宣泄的诗歌中，“我”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只有“我们”，政党-国家-民族共同体，成功地实现了对个体生命空间的全面占领。

“我们像以往一样对这个召唤着迷…

因为我们的拳头紧握旗帜！

因为我们紧握它，它也维系我们并迎风招展。

这样我们敢于奔赴任何险境。……”

格哈德?舒曼这首诗，总共十一行，却九次出现了“我们”。更多的同类诗歌，则是彻底放弃了个体私语式的抒情语态，成为分行写作的社论而已。

纳粹知识分子根据希特勒命令对《圣经》篡改后的“纳粹圣经”《德国与主同在》。

纳粹诗人们不仅拿起笔杆子热烈地歌颂领袖，也扛起了枪杆子投入了战场。

汉斯?保曼是帝国青年的骄傲，因其对“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突出贡献，而荣获纳粹党内最高荣誉之一“迪特里希?艾卡特奖”。他不仅能写诗，而且能作曲，第三帝国官方工会“帝国劳工阵线”的会歌，就是他的作品，标题充满了纳粹特色:《朽骨战栗》（EszitterndiemorschenKnochen）。

作为帝国青年部的文化事务负责人，保曼成为纳粹党团结和凝聚青少年的核心人物。他在帝国诗人大会发表的著名演讲《对诗人的考验》，成为帝国诗人们用诗歌捍卫“神圣的纳粹主义”的号角。就是这样的一个青年典型，并没有在后方享受自己的荣耀，在到年的六年间，汉斯?保曼以宣传连连长的身份，驻守在德国东部战线，与冰雪严寒及枪林弹雨朝夕为伍。

格哈德?舒曼直接扛起了枪，在前线浴血奋战，直到年受伤后才回到斯图加特，随后成为武装党卫队（DieWaffen-SS)高级军官；海因里希?阿纳克虽然是瑞士人，却主动加入德国国籍，作为帝国文化协会委员，战争期间，他一直服务在最前线，有时分析情报，有时当卫生员，有时则干脆扛枪作战......

纳粹的诗歌能作为枪炮和刺刀使用，并且锋利无比，或者正是因为诗人们用自己的血肉，走出象牙塔，实践了一种残酷的血与火的“行为艺术”。

3

“内心流亡”

希特勒的刺刀，并不能将所有的诗歌都挑在刀尖上。在帝国的阴影中，还存在着非主流的地下诗歌。

内心流亡（InnereEmigration）成为德语文学界乃至其它强权体制下的一个特有现象：肉体被捆绑在了体制的战车上，内心却可以选择漠视、逃离甚至反抗。这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所谓“腹诽”。

体制外的一些作家，选择了抗争，这无疑需要决绝的勇气：要面对成为“国家敌人”的杀身之祸。其中的集中营文学，就是这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代表。有意思的是，可能因为已经置诸死地，一些集中营的管理者，反而干脆对集中营内的反抗文学大开绿灯。

用诗歌作武器反抗第三帝国的代表作，一般认为是弗里德里希?荣格尔（FriedrichGeorgJünger）的“颂歌”《罂粟花》。这首诗歌尖锐地嘲讽了纳粹以民族救星自居的行径：

“游说者让我反感……

江湖术士靠花言巧语，

骗子靠牵强附会为生，

救星，拯救欺诈，医生，畏惧死亡……”

盖世太保对荣格尔进行了内查外调，但蹊跷的是，对于这位一度积极投身纳粹运动的体制内诗人，盖世太保似乎选择了网开一面。在整个第三帝国期间，荣格尔奇迹般地毫发未损，甚至还能继续出版作品。而《罂粟花》的出版商，却不得不承受杂志被禁、全家被捕的悲惨命运。究竟是纳粹的宽容，还是另有隐情，这也成为德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迷团。

朋霍费尔，刺杀希特勒的“间谍”和“叛徒”。

体制内的一些作家，选择了离开，放弃特权、地位和被豢养的生活。退出普鲁士艺术科学院的女诗人胡赫（RicardaHuch），当时已经80多岁了。在战争最后两年，她写下了多首反抗纳粹的诗歌，如《至无名的死者》、《我的心，我的狮子》等，认为纳粹犯下了“血红的罪责”，并将这种罪行比作被捕获的猎物，而诗人的心灵则正是“紧紧抓住它的猎物”“绝不放手”、无所畏惧的狮子。这位被人称为“德国第一夫人”的老太太，甚至敢于写诗赞美刺杀希特勒的“叛徒”。吊诡的是，与荣格尔一样，胡赫奇迹般地被戈培尔那可怕的专政工具忽视了。

更多的“内心流亡”者，没有勇气、更没有资本来进行高调的针锋相对。他们只能选择田园牧歌、历史传奇等中性主题，用影射等隐晦手法进行消极抵抗。当然，也有人干脆沉溺于类似十四行诗那样的“精装文学”，躲进文字技巧中，“用诗歌赦免自己”，同时也麻木自己。历史题材作品尽管不断地受到严密审查，却出现了相对繁荣的景象。一些非纳粹党办的刊物，如《德国评论》（DeutscheRundschau）、《新评论》（NeueRundschau）及《王冠》（Corona）等，成为“内心流亡”的主要“散步地点”。

4

刺刀对付诗歌的年代是否真的结束了？

年，希特勒的自杀结束了一个时代。那些成为刺刀的诗歌，被帝国的废墟掩埋了，而那些曾经持刀的诗人们，则不得不在帝国的废墟中挣扎求生。

汉斯?保曼进了苏联人的战俘营，学会了木雕的同时，还学会了俄语。这位昔日的青年领袖，成为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创作了大量青少年小说、散文和童谣，有的至今流行。在他的儿童文学中，用寓言式笔调描写历史事件，反映人在极端权力下的思想状态。有人将这看作是他对历史的反思，也有人认为他试图通过对纳粹领袖的批判，淡化或者部分推脱自己的责任。

海因里希?阿纳克则“幸运”地被英国人关押，作为“胁从犯”，参加60天强制劳动，进行“去纳粹化改造”。而在苏占区，他的作品被定为文化领域的毒草，需要坚决清除，如同当年他们清除他人的作品一样。他一直以创作为生，不问政治，成了新时代的另类“内心流亡者”。

格哈德?舒曼则一直忠于自己的政治信念，成为右翼的旗帜性人物。在被关押3年后，他成立了“欧洲图书俱乐部”，拥有二十余万会员，其中有相当多的名人，大量出版右翼作家的作品。该俱乐部被贝塔斯曼集团收购后，其中的一些右翼写手，也成为贝塔斯曼的作家。

从纳粹激进者奇怪地转变为“内心流亡者”的弗里德里希?荣格尔，则成为战后德国文坛的风云人物，获奖无数，成为极少数能在任何政治气候下都“畅销”的“风派人物”。

诗歌的刀光剑影，终于在德国褪去，但那将诗歌作为刺刀、或用刺刀对付诗歌的年代，是否真的已经结束了呢？

（本文转载自《国家历史》年3月号，略有改动）

特别推荐——朋霍费尔

纳粹时代的诗人中，朋霍费尔自始至终都站在纳粹的对立面，这位集“牧师、殉道者、间谍”等为一身的中年人，死于年4月9日，死后不久，希特勒自杀。

所有美善力量

词

朋霍费尔

形式

钢琴弹唱

所有美善力量都默默围绕，奇妙地安慰保守每一天，让我与你们走过这些日子，并与你们踏入新的一年。尽管过去的年日都折磨心灵，艰困时光重担压迫我们，主啊！拯救饱受惊吓的心灵，以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若你给我们递来沉重苦杯，满溢着忧愁痛苦的苦杯，主啊！从你良善恩慈的圣手，毫不颤抖心存感谢领受。主啊！若你愿意再赏赐我们，世上欢乐以及阳光亮丽，让我们纪念过去美妙岁月，把我们生命完全交托你。今天请让烛火温暖地燃烧，是你带给黑暗中的我们，或许这会引领我们再相聚，明白你的光在黑夜照耀。寂静深深地围绕我们展开，让我们听见那丰富响声，从周遭无形世界向外扩散，凡你儿女尽都高声歌颂。所有美善力量都奇妙遮盖，不论如何都期盼那安慰，在晚上早上每个新的一天，上帝都将与我们同在。

（摘自《潘霍华狱中诗》，林鸿信译注，道声出版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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