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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知道作家格非这个名字，是上世纪90年代读了他的一部短篇小说《蚌壳》。《蚌壳》讲的是三个看似不相关的故事情节剪贴在一起编织成的作品。

第一个故事情节是父亲带“我”到湖中打捞蚌壳，通过“我”的眼睛，窥探到了父亲与一名村姑的婚外情；第二个故事情节是描写一名妇科男医生与他的数个女病人之间发生性关系，最终导致一起命案的发生经过；第三个故事情节是通过长大后的“我”与一名卖淫女的感情纠葛。然而，这看似毫不相连的三个故事情节，读过之后，却给人在时间和空间上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是在写作技巧上刻意营造出来的神秘感，是说不请道不明的。于是，我在主观上就把格非归入到了先锋派作家的行列。

一直到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公布，看到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名列榜单，这才再一次开始捧读他的作品。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是由《人面桃花》、《春尽江南》、《山河入梦》三个部分组成。通过江南小镇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变迁，讲述了三个不同时期的故事。小说在时间上跨越了整个20世纪年中国社会的三个不同时代，在空间上以一个家族三代人在普济、梅城、鹤浦和花家舍的生活故事为背景。其中，《人面桃花》从秀米15岁开始，直到她临死前洞悉了瓦釜的秘密，描写出一名辛亥革命先驱者一生的命运；《山河入梦》从年上海女知识青年姚佩佩成为秀米的儿子－－普济县县长谭功达的秘书开始，到她最终因抗拒被强奸，失手杀死施暴者，以谋杀“高级领导”罪名遭到通缉，后来归案被枪决，这10年间所发生的故事；《春尽江南》聚焦于当下，描写谭功达的儿子，也就是辛亥革命先驱者秀米的孙子在唐宁湾的房产被占后，通过法律等一系列手段维权这一事件展开，时间跨度只有一年。

时间和空间上的承继关系，是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在写作技巧上的一大特点。

首先，从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在故事的连贯性与叙述的通俗性上来分析。

其叙事风格摆脱了类似《蚌壳》那种先锋派断章式讲故事的方法，回归到现实主义的写作道路上来了。这是格非在小说创作上的一个大的转变。

同时，作者并没有完全继承传统的现实主义－－比如类似于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那样描写宏大、繁琐的叙事结构和状物场景的写作模式，而是从时空方面在写作技巧上另辟蹊径，摒弃了传统现实主义在叙事上的逻辑关系。从作者在写作上刻意留下的时间空白来看，这种“新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无疑是成功的，它得到了大多数读者和专家的首肯。

其次，从《人面桃花》和《春尽江南》在人物刻画方面分析。

作者没有从传统现实主义手法中描写有血有肉、生动饱满的主人翁形象入手，而是从叙事上进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探微到人物的心灵深处，从而避开了传统现实主义使用大量笔墨来交代时代背景的写作方式。

当然，这样的写作方式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宏观时代背景衬托，让小说的创作格局显得促狭，使人物在性格描写上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给人物附着上了神秘主义色彩，从而弱化了小说对人物在个性刻画上的分寸把握。

第三，透过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窥望20世纪年间的时代变迁。即：从20世纪初封建专制年代辛亥革命先驱者－－秀米乌托邦似理想主义的破灭；到50年代解放初期，特权阶层改变人物命运的悲剧；再到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在物质主义的欲望驱使下，扭曲了的行为方式上来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是从一代又一代的祖先们在现实的残酷血腥斗争中换来的。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让我们从另一个独特视角，窥探到20世纪年间中国民间社会生活与进程的一瞥，以及一个家族三代人，从社会大环境和人性的灰色调中走来的苦难历程。

与此同时，它也让人们思考：这样的社会与生活方式还将继续走下去吗？

或许，这正是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给予我们的启迪。

(注：本文根据笔者在陕西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召开的“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亚东陕西煤化职工作家协会主席）